从学术史看，心理学中国化的演进历史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20～30年代），包括对西方科学心理学的第一次全面引入，心理学家开始对中国传统心理思想进行挖掘，并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展开了初步的经验研究。如中华心理学会的《心理》（1922）杂志发刊词提出了以下3条：①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②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③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潘菽在《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1937）一文中指出，不应照搬国外的心理学，应研究中国自己理论方面及应用方面该研究的问题；在《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1939）一文中，他从学术研究的一般层面讨论了“为什么要中国化”“怎样叫作中国化”“如何中国化”及“对于旧学术怎么办”4大方面的问题。张耀翔主张从“内源性”角度出发，在《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1940）一文中指出3个主要方面：①对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进行一种考证和梳理；②简要勾勒出这种古代心理学思想演变及其近代西方心理学输入中国的整体历史脉络；③提出了发展中国心理学的9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就强调发扬中国固有的心理学，特别是中国处世心理学。

第二阶段是1949年后，中国心理学家借鉴苏联心理学家的动物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等，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心理学化改造。在此阶段，潘菽继续围绕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是什么、为何建立及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这3大方面展开论述。他强调除科学性和实践性的要求外，还要贯彻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指导，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并且把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和国外心理学的一切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精华吸收进来，同时强调在基本理论和方法上要有自己的观点。高觉敷则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建构中国心理学。

第三阶段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中国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为首的心理学家再次提出心理学中国化的议题。1980年，杨国枢和文崇一等在检讨台湾和香港地区社会科学界的发展状况，反思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全盘西化倾向，追问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到底对全球社会科学有何独特贡献时，就“中国化”的方向目标达成4项共识：①要更能反映与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特征。②强调对中国社会的重要与独特问题作系统性的研究。③研究者恢复独立性与判断力。④在研究工作上推陈出新，以对世界的社会及行为科学提供独特的贡献。在此过程中，由于心理学本土化已不单是中国心理学家的设想，而有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声音，因此中国化也就随之改成了本土化。

心理学中国化存在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①作为一门普遍性的学科，有没有必要中国化。对此不同的看法区分了坚持主流心理学的学者和愿意中国化的学者。②心理学中国化如何开展。这涉及知识论与方法论、研究方法与工具以及理论与概念与理论、实践与应用等问题。

其实这些争论所反映出的问题是对学科本身的讨论，而心理学中国化的初衷是从问题出发的，即中国心理学家要不要跟在西方心理学家后面亦步亦趋地从事研究，及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能不能用西方心理学理论来解释。如果不能还原这两个基本问题，其他的讨论容易显得空泛。争论还在继续，相关研究也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