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图画、文字作为外部贮存信息的方法，其传播文化的数量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广度，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类个体所能承载的极限。这种书面信息媒介起源于将纯粹的天然物作为约定标识物，如中国景颇族等民族“以物传情”的树叶信（图1）。刻符、结绳、黏土塑形等人造标识物的历史同样极为悠久。以物质充作信息传播媒介的物通信是邮政通信的根本属性。

图1 景颇族实物书信

原始社会，部落间以信使交往，并在世代交往中形成标识系统。信使不用开口，对方亦能完全明白。在澳大利亚土著狄耶里人中间，邀请对方参加庆典，信使就身涂红赭石粉；要是报丧，就涂满白垩土。世界各地留存至今的原始民族普遍存在这种情形。

在部落向国家的演进中，信使不但职业化，而且形成传令组织。中国古史传说舜设置了管理信息上传下达的“纳言”官职（《尚书·舜典》），折射出传令组织的存在。国家形成后，传令兼侦探兼外交官的王家信使享有极高地位，但传令组织尚不能列入邮政范畴，因为信使地位再高，也难逃马毙人亡的厄运，通信的安全与时效没有保障。

与听天由命的前邮政时代不同，邮政时代依托中继交通方式和对传输过程的全程监控，确保了邮件的安全和时效。古埃及、亚述、波斯、古代中国、古罗马、拜占廷、阿拉伯帝国，以及南美印加等文明古国都为古代邮政做出了卓越贡献。

仅仅服务于行政和军事通信的古代邮政，可谓官办官享的官邮。当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还极为薄弱时，邮政是一项了不起的政治发明。在古埃及竟由宗教唤起，法老直接扮作神，使村民甘愿为王家信使提供住处和饮食；距今4000年左右建立了水陆交替、中继传输的远程通信组织。中国古代也有“邮”那样一种与古埃及类似，又有所区别的邮政原生过程。“邮”，在最早是氏族土地占有标上的神圣标识物，进入阶级社会衍生为“邮表畷”，成为宗族祭奠田神的场所（《礼记·郊特牲》）。贵族为攫取庶族劳动，将邮改造为督导庶众耕耘公田的处所。随着阶级矛盾上升，演化为限制庶众人身自由的田头哨所。“亭”，是远古聚族而居所形成的瞭望哨所和族众动员兼民事调解场所，与邮逐步结合便形成了乡野行政的辅助系统和治安网点。各村社的邮沿井田道路连续分布，邮人分段侦迹便为通信提供了现成的中继网路。这个中继系统被描述为“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史记·留侯世家·索隐》引《汉书旧仪》），统治者用来传播政令即孔子所言“置邮传命”（《孟子•公孙丑》）。因而宗教不彰的中国是依托氏族资源孕育了邮政。商鞅变法后，邮的氏族色彩被剔除，秦并六国后，国家政权向中央集权转化，中国古代邮政制度得以确立。秦汉大一统使邮亭密如天上繁星，“五里一邮，十里一亭”的通信网路覆盖全国城乡（图2）。

图2 十里一亭（拓片）

中国古代邮政极其早熟，秦国在统一中国前就制定了世界上迄今所见最早的邮政法——《行书律》，“书”特指公文，“行书”即传递公文。相似法规直到公元4世纪才出现于古罗马。从秦始皇到西汉初年，《行书律》更加完善，凡举邮路建设、站点建制、邮件分类、邮人待遇、惩罚措施无不一一规定。一系列防止邮件滞遗的问责制度，使邮递过程环环相扣，秦汉简牍多见邮递记录，一律标明时间，责任到人，并实行将所有传递交接纪录按月上报的稽查制度。大小邮路皆有实测里程表，前沿哨所精确到步，凡不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应路程者皆予惩处。

秦统一前后，重要和长途公文大多“以邮行”，紧要文书则“利足以邮行”，即在邮人中再选拔疾行者传递。西汉初年起，邮的规模扩大并昼夜运转，每邮至少有12户平民当差，每户出1名壮丁充当邮人，因死亡等因出缺，须随时补足人员或户室。邮人家室由官府拨给专用田宅，艰险邮路上，免除其徭戍并减免赋税。宋代是步递通信的又一高峰，北宋创制急脚递，以兵卒代民役，极速达每日400里。元代急递铺仍规定一昼夜奔走400里。明清相袭，凡铺兵递文，昼夜须行300里。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公文以步递传送，只有紧要文书方能动用良马。殷商萌生的兵站、行宫和护路据点一路演化为春秋战国的驿传，秦始皇“治驰道”形成高速车递路网，成为中央联系主要地方的紧急通信路径。汉代，郡县设“传”，交通干线设“置”，紧要信使于此换马换车，昼夜奔驰。西汉在北部边塞的守御、报警上广泛使用了单骑通信的“驿”，至东汉更因纸张使用而“趋马废车”，驿骑得到进一步推广（图3）。唐代起，驿在全国展开，并确立了中央由兵部管理，地方由道、州、县三级管理的体制。边防镇戍则专备用于军事通信的“承函马”。与唐同期崛起的吐蕃亦有极为出色的驿马通信，宫廷“飞鸟使”更依所佩银质飞鸟符的多寡，来行使优先调用良马的特权。

图3 驿使图彩绘画像砖

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征服了亚欧大陆大部。自窝阔台实施驿站制度起，庞大的单一驿站体系横贯亚欧。“站”源自突厥语“yam”，蒙语转音为“jam”，意为道路、交通，其衍生词“jamci”意为管理驿站之人，汉文转写为“站赤”，与汉语混合后称“驿站”。蒙元之际，亚欧间邮路大通，信使只凭一面符牌，即可穿梭于四大汗国。

明代以前经由驿站递送公文者大多为全程使者，到站换马而不换送信人。明代因辽东未设州县，驿由卫所管理，以兵卒充驿务，创立了驿差直接经手公文的“马上飞递”。清兵入关后，“马上飞递”渐及全国。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邮政岁费增至每年六七百万两白银，各路军报竞捷达每日千里。康乾盛世，中国在整个版图范围内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驿道网，驿递站点除内地的“驿”，也有边疆地区的“站”，以及融合了后勤、守御、稽查职能的“台”“塘”。不当驿路的州县亦设县递，称递马或里甲马。

中国古代邮政不间断地延续了2000多年，不但占有世界通信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还深刻影响了周边国家。中亚的巴克特里亚曾仿汉制，建立了兼有行政功能的“驿”“亭”两级组织。日本在大化改新后，完全仿唐制建立了日本古代邮政。蒙元驿站制度经莫斯科大公国和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的承传，波及西欧，影响了英法皇家邮务的建立。

大航海探险以来，葡萄牙人以巴西里约热内卢、印度果阿为枢纽，开辟了远渡南大西洋和印度洋，并进入中国南海的东半球邮路。西班牙人则以拉美和菲律宾的庞大殖民体系为支点，控制了横跨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邮路。16世纪下半叶，葡萄牙与西班牙联手运行环球邮路，在东方的澳门和马尼拉两大节点上，则依靠闽粤水手驾驶的中国商船连贯。17世纪起，欧洲殖民者争相东来，那些大小根本不能比拟郑和宝船的高桅小船，却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出入广东，构筑起跨洋“船邮”。1798年，从里斯本出发的“勤奋号”帆船，航行2.5万公里抵达澳门，带来了葡萄牙王室建立“海上邮政”的令文，欧洲公共邮政体系开始插足中国。

18世纪起，以固定费率运送邮件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的责任，起自15世纪下半叶的英法皇家邮务相继转化为公私兼顾的国家邮政。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造就的生产力解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使英国率先在邮政领域实施了带有福利性质的国家干预，以政府垄断所确保的规模经营摊薄了单件信函的邮资。随着英国下院在1839年通过了罗兰·希尔倡导的邮政改革法案，廉价邮资开创了邮政普遍服务的时代。

廉价邮政网的铺展随殖民主义浪潮云谲波诡，至19世纪最后10年，英国将其整个海外邮政网的互寄邮资减同于国内邮资。英国早在1841年于香港开设邮局，1844年在驻上海等五口领事馆设邮政代办，使英国“客邮”（一国在别国领土所设邮政机构）成为中国土地上最早的近代公共邮政蓝本。19世纪末，上海一地有英、法、美、日、德、俄6个国家的“客邮”，和君士但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并列为同时开设外国邮政最多的城市。1863年起，还有西方外侨自行组织的邮政机构，从上海扩张到十几处通商口岸，被称作商埠邮政。

随世界经济对中国影响的深入，专业从事通信、汇兑、包裹的私营机构也在同治、光绪年间盛极一时，遍布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市镇，被统称为民信局。上千家民信局以联营的方式构建了中国最早的跨地域公共通信网。

19世纪中叶起，随华工移居东南亚的浪潮，中国闽粤侨乡与东南亚各国出现了专为华侨、侨眷办理汇兑、通信的私营组织“侨批”。大量出口劳工的印度，也出现过由高利贷经营者“切迪亚”开办的、与中国侨批相类的民间跨国汇兑通信业。

商业资本主义和继之而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化了对地理空间的征服，始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公共邮政网向全球规模扩展，并在19世纪作为信息传输的基本路径影响着文明进程。19世纪下半叶，国家邮政弥散全球，开创了世界性群众交往的历史，并导致万国邮政联盟建立。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建言开办中国国家邮政。1866年，掌控了中国海关的赫德越俎代庖，创办了北京和几个通商口岸间的“海关邮政”（仅为外国人服务的公共邮政）。在日本1871年一举开办国家邮政的影响下，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李鸿章鼎力襄助天津、牛庄（营口）、烟台、北京、上海等处海关邮政对中国人开放，在经历了间接开放和直接开放的种种尝试后，清政府在1890年授权海关可将公共邮政推广于所有通商口岸，但海关邮政仍无法在中国人聚居区营业。1885年起，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张之洞与赫德一起为开办邮政局的上谕策论十多年，才得以奉旨实施。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在总理衙门《议办邮政折》上朱批“依议”，标志着中国国家邮政的诞生。1897年2月，“大清邮政官局”开张，邮资按信函、新闻纸、印刷物、贸易契、货样五类收取。1898年1月，开办汇兑；2月，正式办理包裹业务（图4、图5）。

图4 大清邮局（19世纪末）图5 北海皇家邮驿

清朝统治者本意要将公共邮政禁锢于口岸。在甲午战争后中国人自己掀起的推广邮政高潮中，康有为于1898年初上书倡言：“举国皆行邮政以通信，命令各省、县、乡咸立分局。”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颁诏推广邮政。1899年，随着中国最早的现代邮政法规——《大清邮政章程》（图6）及《大清邮政民局章程》颁布，国家邮政迎来了20世纪初的成长期。1902年后，低廉邮资所致商号邮件与私人信函、包裹的增量寄递，邮政汇兑的兴旺和邮寄报刊的改观，都预示着民权思想在专制皇权的社会里萌芽。1906年，街头邮筒出现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就在清王朝行将就木之时，一场由疆臣们自觉发动的疾风暴雨式的“裁驿归邮”横扫了大半个中国。以驿传体系为脊梁撑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邮政，在帝制覆灭前迅速脱胎换骨，成就了国家邮政的圆满布局，一举囊括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四区。1911年5月，邮政与海关彻底分离。1912年，北洋政府明令裁撤驿站，至1913年基本撤除。1914年，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1919年，开办邮政储金。1922年，在五四运动掀起的中国人民反帝浪潮影响下，华盛顿会议通过了撤销列强在华客邮议案。1934年，中国邮政实现专营，命令关闭所有民信局，只有侨批得以存续。自1935年公布实施《邮政法》，1936年颁行《邮政规程》后，中国国家邮政得以定型。在民国前期军阀混战和其后的抗日战争中，国家邮政临危不乱，维系了最大范围的国内、国际通邮，抚慰了千百万离散民众，为再造国家统一凝聚了人心。

图6 《大清邮政章程》（光绪三十四年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邮政事业的新纪元，1949年1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授权设立邮电部，主管全国邮电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是以解放区交通邮政组织为基础，接收改造中华邮政创建发展起来的，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公有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邮政通信网的基础很差，网点稀少，设备陈旧。1949年底，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只有邮电局所26328个，业务种类仅有函件、包件、汇票等几种，年人均函件量仅有1.1件，全年邮政业务总量1.35亿元，业务收入6208.4万元。东北解放区曾是世界同期乡村邮务发展得最快的地区，自1947年提出“邮政下乡”，打破了日本占领时期农村不通邮路的局面。到1949年10月，东北地区农村邮路里程已超过了全国邮路总里程的半数。

1950年1月，邮电部成立邮政总局，全国除台湾地区外，普遍建立了统一的分级邮政机构。为配合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邮政总局积极推动发展邮政业务，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效能，增加收入，争取自给自足。1950年，国家将报纸交与邮局发行。1953年杂志发行工作也由新华书店和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全部转交给邮局。自此，邮政“函、包、汇、发”的业务结构初步形成。由于在乡村建立了2万多处邮政代办点，迅速实现了城市与乡村均可互通函件，并将在解放区行之已久的“邮发合一”推广到全国，主要报刊成倍增发，内地省份朝“村村有报看，校校有报读”的目标迈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地邮政积极发展业务、增加收入，同时由于经验缺乏，发展业务的手段五花八门，出现了“收揽运动”等错误宣传。1953年2月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四次会议的闭幕式上，邮电部提出，邮电部门的基本任务是“为不断增长的工农业生产、商品交流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服务，并为国防服务”。会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其后，邮政行业于1955年开办集邮业务，1960年创办特种挂号信函业务。在全行业大兴“为人民服务”的五六十年代，乡邮和边疆邮务得到大力开拓，川藏、青藏汽车邮路相继开通。少数民族地区的邮局网点增加了数倍，邮路长度也成倍增加。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邮政发展局面有了极大好转。自1980年起，邮政部门陆续开办和恢复了特快专递业务、邮政储蓄业务、贺年明信片业务、广告函件业务等，在邮电企业统一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开创了邮政所承包、乡邮投递段承包及报刊零售承包等经营方式，邮政服务的质量、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等均有了较大提高。

1992年，邮政行业明确提出要树立加速发展、超前发展、面向市场、参与竞争、科技兴邮、以时限为邮政通信工作主线的观念，积极组建以航空、铁路、公路综合利用，专用邮路和委办邮路相结合、相对自主的快速干线运输网，推行中心局体制，提高全网综合能力，从根本上解决邮件传递速度慢的问题。

针对邮政业务发展迅速，但网络能力仍然不足的矛盾，邮电部以电信收入补贴邮政，逐年加大投资，在省会城市和较大的中心城市，建设邮政枢纽处理中心。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建成几十个邮政枢纽楼、200多个市级邮件处理中心，绝大多数都安装了机械化、自动化分拣处理设备（图7）。

图7 山东济南邮区中心局双层包裹自动分拣机正在分拣包裹

1998年，邮电系统实现分营，邮政作为国民经济一个独立部门开始运行。分营之后，中国邮政正确把握自身定位，一方面继续为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切实履行普遍服务义务。另一方面，面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扩大经营规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01年，邮政实现业务收入471亿元，比1998年增长184亿元，利润6000多万元，仅用了3年时间就实现了扭亏。这是中国邮政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中国邮政为国企改革大局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中国邮政与世界发达国家邮政的差距逐渐缩小，为适应中国加入WTO做好了准备。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中国入世承诺的一部分，《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记载了中国在服务贸易项下的承诺，其中包括速递服务。自此，中国邮政更紧密地融入了世界邮政改革的浪潮。德国邮政敦豪、荷兰天地快运、美国联邦快递、美国联合包裹等外资企业看好中国市场前景，纷纷与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组成合资公司。中国邮政业的市场主体和业务范围进一步增加，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快递服务成为竞争焦点。

2005年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邮件的广泛使用，邮政业长期赖以生存的信件业务不断萎缩，业务量下滑趋势加快。世界邮政业增长模式进入调整阶段，由信件转向以包裹、快递和物流增长为主。中国邮政业的业务结构也发生变化，快递服务的比重不断提升，2005年，邮政业业务收入达到704亿元（含邮政储蓄），其中快递服务收入达到239.7亿元，快递从业人员达到16.6万人，民营快递法人企业2000多家。

根据国务院《邮政体制改革方案》，2007年，邮政实现了政企分开的改革目标，重组国家邮政局，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建立了企业独立自主经营、政府依法监管的新邮政体制。邮政企业稳步推进主业改革，较快完成了邮政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探索邮政速递物流发展的新思路，推进专业化经营与核算，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邮政速递物流发展新机制。

2008年，国家邮政局按照中央的部署，适时与台湾邮政部门就推动两岸全面直接通邮进行了多次实质性商谈，为签署《海峡两岸邮政协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协议签署10天后，即组织海峡两岸邮政部门就协议议定事项进行了具体商谈，双方以确保在40天内实现直接通邮为目标达成共识。12月15日，两岸全面直接通邮仪式顺利举行。两岸“三通”变为现实，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09年，修订后的《邮政法》颁布实施。修订后的《邮政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邮政管理和市场运行确定了基本制度和行为规范，改变了长期以来邮政法制滞后的局面。以《邮政法》为基础，《邮政普遍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相配套的邮政业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形成。

随着中国邮政市场准入制度的确立，快递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多种所有制并存、多元主体竞争、多层次服务共生的快递市场发展格局初步形成。2010年，中国快递业务收入达575亿元，占邮政业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45%。快递企业的网络由城市向发达地区农村扩展，激烈的竞争促使农村地区邮政服务水平快速提升。一些快递企业由区域性网络运营向全国性网络运营转变，由单一寄递运营商向综合性快递物流运营商转型，竞争地域由大城市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向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扩张。同时，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由经营国内业务向国际业务拓展。快递服务与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的联系更加密切，促进生产和服务民生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现。

邮政体制改革以来，国家更加重视邮政普遍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先后实施了邮政普遍服务营业税免税、对邮政普遍服务亏损予以财政补贴以及将邮政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逐步纳入国家规划等一系列有效政策，邮政普遍服务保障水平明显提升。国家积极推进空白乡镇邮政局所补建进程，分三年补建了8440多个空白乡镇邮政局所。“村邮户箱”工程全面启动，各地积极出台支持村邮站发展的政策，全国村邮站覆盖率稳步提升。信报箱建设被纳入住宅分户验收的强制性内容，全国新建住宅楼信报箱安装率明显提高（图8）。邮政企业持续推进普邮和速递物流网络建设，网络能力稳步提升。2010年，全国邮政营业网点达到5.4万处。邮路达到2.1万条，邮路总长度达到380万公里。投递路线总长度达到490万公里。80%以上支局实现电子化。名址信息库、电子商务信息平台和营业网运互联互通等一批重点信息化项目顺利完成。

图8 信报箱

2014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对邮政业提出新定位：邮政业是现代服务业的关键产业，是推动流通转型、促进消费升级的现代产业，是物流领域的先导产业。按照新定位的要求，邮政业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邮政业，推动中国由邮政大国向邮政强国迈进”的战略目标，全行业坚持创新引领，坚持服务民生，推进结构改革，推进合作开放。2016年，邮政业业务总量达到7410亿元，业务收入5380亿元（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313.5亿件，业务收入完成4005亿元。邮政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发挥作用，日均服务超过2.5亿人次，支撑网络零售额超过4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12.5%，为国家“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战略实施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