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由威廉·莫罗出版公司^[注]首次出版。该书共13章，基于作者对南太平洋群岛的3个萨摩亚人村庄的68位少女的调查研究。作者发现：与美国相比，青春期的叛逆并不存在于萨摩亚人中，她们总是能平稳顺利地度过青春期。米德把这一现象归因于萨摩亚社会文化的作用。萨摩亚社会以“户”为组织形式，包括血缘、姻亲、收养等关系，儿童生活在一个有制约但又宽松的环境中；萨摩亚社会不会对儿童过度关注，并让他们参与到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萨摩亚少女从儿童时代便开始承担劳作、表演展现自我的舞蹈、社交中允许儿童参与……淡漠的人际关系观念、性观念及美好的恋爱等都让萨摩亚人在青春期时能够顺利进入成人社会，在萨摩亚社会轻松愉快的环境中，青春期的萨摩亚少女在个人选择和社会期待间并不存在紧张关系。最后，米德对美国教育进行了批判和反思，认为应该培育儿童思考、包容的能力，而不应施加来自宗教信仰或伦理理想的压力；在反思美国现代化进程时，她提出应以不同的路径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

米德的研究印证了其老师美国人类学家F.U.博厄斯的文化决定论观念，后者把美国青少年青春期的反叛归因于文化而非普遍认为的生理因素。米德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反思，认为青春期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应给予足够关注和正确引导。米德的研究因过度强调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个体体验和青春期的生理特性，其民族志写作的严谨性也受到质疑。新西兰人类学家D.弗里曼（Derek Freeman，1916～2001）对她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提出的质疑更是引起了人类学界的讨论，但米德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上做出的贡献不能忽视，该书也成为人类学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