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理论模型中，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因素主要有：①强力货币H（基础货币）。②存款—准备金比率D/R。③存款—通货比率D/C。在这三项决定因素中，强力货币反映货币当局的行为，存款—准备金比率反映商业银行体系的行为，存款—通货比率反映非银行部门即公众的行为。其中，强力货币可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商业银行从强力货币中吸收存款准备金及其所意愿保有的超额准备金，非银行部门从强力货币中吸收通货以满足其货币需求，而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则构成强力货币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确定的函数关系。这样，如果假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为一常数，或者它们的变化较为稳定，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将完全取决于强力货币的变动，而强力货币变动本身又处于货币当局的控制之下，因而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控制强力货币来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可以说是由货币当局在经济货币体系以外决定的，是一个外生的可控的变量（见货币供给的理论模型）。

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中，货币供应量是一个外生的可控变量。这一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在他看来，经济波动即名义收入的变动取决于货币供给函数与货币需求函数的相互作用及其均衡状况。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货币需求函数在长期内是极为稳定的，名义收入的变动主要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而引起。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货币制度，可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从而是外生的，与经济活动相分离的。既然货币需求函数极为稳定而货币供应量又是外生的可控的，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就成为影响经济活动变动的根本原因，产出和价格波动只有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解释，货币当局完全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控制产出和价格的波动。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弗里德曼这种外生的可控的货币供给有其局限性。在实际的货币供给过程中，除了强力货币可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外，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部门的资产持有意愿，而这种资产持有意愿又主要决定于实际经济活动的涨落。例如，美国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J.托宾^[注]指出，弗里德曼货币理论模型中的三个变量，即强力货币、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交叉影响，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往往随着实际经济活动的涨落而变动，从而不能假定为一常数，它们的变动也是极不稳定的。从存款—通货比率来看，实际经济活动的扩张往往会增加非银行部门对通货的需求，使存款—通货比率在经济活动达到顶峰之前便开始下降，而实际经济活动的收缩则往往会导致通货由非银行部门向商业银行回流，从而使存款—通货比率在经济活动降至谷底之前便开始回升。可见，存款—通货比率与实际经济活动存在着因果关联，二者往往反向变动，货币当局很难通过强力货币的变动将其纳入自己的政策意向轨道。从存款—准备金比率来看，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系由法定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共同构成，超额准备金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机会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短期利率趋于零，强力货币越多，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意愿就越强，强力货币与存款—准备金比率反向变动。因此，中央银行难以通过控制强力货币来控制货币供应量。

对此，弗里德曼进一步解释：他并不否认实际经济活动对货币供应量形成的影响，但实际经济活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远不如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决定的影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可控的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此外，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中，对货币供应量的内涵是严格界定的，它专指M2（即非银行部门持有的通货和商业银行的存款总额）。这个定义将货币资产与其他金融资产区别开来，强调了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区别，这就强化了他所提出的货币供给的外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