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办报指办报如治史，报刊不仅在体例、形式上与编年史类似，报刊的报道也犹如史家笔下之春秋，有纪实性的功能。

史家办报的观念开始于1898年维新变法时期，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进一步发扬光大。1902年，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提出办报要有史家精神，如“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故史家必有主观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报之客观也；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主观也。有客观而无主观，不可谓之报。主观之所怀抱，万有不齐，而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

1897年，章太炎在《实学报叙》中提出记者应该具备“史官”之德，如“夫报章者，诚史官之支与余裔也”。1912年，章太炎在《新纪元报发刊词》中又进一步阐释：“日报之录，近承乎邸钞，远乃与史官编年系日者等”“今史官既废不行，代有日报”，他认为报刊已取替古代史官的职能，提出记者必须具备良史之品德，如果“复有与秽史同迹者，则贻害于国滋大”。

1919年，蔡元培为徐宝璜的《新闻学》初版作序，提到：“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记某某谈话若行动乎？‘不修春秋’，录各国报告，非犹今新闻中有专电通讯若译件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

1933年，史量才在《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中称：“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趋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记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记载而已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俾读者惩前以毖后，择善而相从。盖历史本人类进行之写真，此则写真之程度，且更超于陈史之上，而其所以纪载行迹，留范后人者，又与陈史相同。且陈史研究发扬之责，属之后人；此则于纪载之际，即尽研究发扬之能事。故日报兴而人类进化之纪载愈益真切矣”。

史家办报强调记者要有史家精神，有良史风范，认为报刊应为未来存信史，该理念对近代新闻业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