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学界与社会心理学界，一般将identity或identification译为认同，也译成同一性、统一性或身份。在认同过程中，个体或某个小群体认识到他或他们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该群体的成员所具有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长期以来，认同及其相关议题一直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关注中心，在这两个学科相互交叉中形成的社会心理学更是将认同尤其是社会认同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比如，早在1950年，美国心理学家E.H.埃里克森在《童年与社会》一书中，就将“同一性”和“同一性危机”（identity crisis）列为自己论述的主题，并深入探讨了同一性和早年经验的关系。在《同一性与生命周期》（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一书中，埃里克森将同一性或认同界定为“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

围绕认同或社会认同，在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中形成了多种相应的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美国微观社会学或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为基础的认同理论（identity theory）和欧洲社会心理学所倡导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认同理论根据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来解释社会行为，它和美国微观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传统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最早，美国心理学家W.詹姆斯提出了“自我”（self）概念，这是人类将自己视为客体来看待的一种能力，它在塑造人对世界的反应方式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沿此思路，美国社会学家C.H.库利进一步指出“自我”是一个过程，并且是在同他人的交往或互动中产生的。正因为个体在互动过程中相互作用，理解对方的姿态，并根据他人的看法认识自己，所以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认同无非是他意识到的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每个他人都是我的一面镜子，而每种社会关系也都反映着自我。进一步，由这种反映构成了“我”的身份。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库利的“镜中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概念，已经触及自我认同概念的核心。

在库利之后，美国社会学家G.H.米德进一步推动了符号互动论的成型。米德认为，在单个的个人组成社会的过程中，精神和自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精神这个借自美国哲学家J.杜威的概念，首先是人类运用符号确定环境中包括自我在内的客体的能力，其次是理解常规姿势，并运用这些姿势去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而自我则由作为主体的自我“I”和作为客体的自我“me”构成，它们一样是在和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库利和米德的“扮演他人角色”的观点，从两个方面促进了认同理论成长：其一，它并不认为自我是一种自动的心理单位，而是导源于人们在社会扮演的各种角色的一种多重社会建构；其二，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的角色不同决定了人们自我概念的不同。在认同理论看来，角色认同是各种自我知觉、自我参照认知或自我界定，人们能够将其作为他们所占据的结构性角色位置的结果加以运用；作为特定社会范畴的成员，人们的角色认同经历了标定或自我界定的过程。

进一步，认同理论家们还尝试使用了认同突显（identities Salience）和承诺（commitment）这样两个概念，来探讨认同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前一个概念表明，自我认同是一个复杂的层级体系，在这一层级中位置较高的那些认同和行为的联系更为紧密；后一个概念则是对前一个概念的补充说明，在认同理论家们看来，一种特定认同的突显程度是由一个人对某一角色的承诺程度决定的。

同导源于符号互动论的认同理论相比，社会认同理论的历史要短得多。虽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英国心理学家H.泰菲尔就知觉的社会因素、种族主义的认知和社会信念、偏见与歧视等方面所做的早期研究，但它的发展和最后成型却晚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心理学家泰菲尔和J.C.特纳等人的合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特纳又在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20世纪60年代起，欧洲社会心理学意识到自己不能跟在北美学者后面亦步亦趋，开始意识到了心理还原主义在方法论和概念上的局限性，并转而寻求建立一种能够将个人的心理历程和更为广阔的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的建立同泰菲尔进行的一系列设计精当的实验室实验有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所谓“微群体实验范式”（minimal-group paradigm）。研究发现，虽然被试与同组成员互不相识而且从来没有谋面，也没有实际的互动，他们还是分配给自己所在组的成员较多的资源。换言之，哪怕没有先期的互动关系，只要被试单纯地感知到分类时，就会分给自己的群体更多的资源和正向的评价。这种知觉上的分类，会让我们主观上感知到自己与他人共属，从而产生一种认同感，并派生出内群偏向及相应的外群歧视。这确实说明主观的认同会产生客观的行为后果。

同先前有关群体间行为的研究相比，泰菲尔的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指出了造成不同群体间冲突的因素不仅包括客观的物质资源，也包括主观的认同差异。在此之前，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社会心理学家M.谢里夫的实验就揭示了对客观资源的争夺造成的现实冲突对群体及群体间行为的影响；而泰菲尔的实验则进一步揭示，对群体成员身份的意识是产生群体行为的最低条件。如此，即使是将人们分配到一个简单的、无意义的类别中去，也足以产生群体取向的知觉和行为。这确实说明主观的认同会产生客观的行为后果。

在“微群体实验”基础上，泰菲尔、特纳等人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它的基本含义是，一个人所落入的或感到其所属的社会类别（如民族，政治团体或运动团队），提供给此人根据这一类别描述的自身特点来界定自己的倾向——这种自我界定是自我概念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社会认同的内涵十分清楚，如心理学家M.豪格（Michael Hogg，1954～）、D.阿卜拉姆斯（Dominic Abrams，1958～ ）所说，它是“一个人对其所属的社会类别或群体的意识”，而所谓社会群体则指的是，持有共同的社会认同或将自己视为相同的社会类别成员的一群个体。在这里，社会认同和通常人们所谈论的个人认同（如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或自我认同）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指一个社会类别的全体成员得出的自我描述，是社会或群体的认同作用；后者则是指单个个体对自我特点的描述，是个人的自我参照，是个人的认同作用。

社会认同理论呈现了一种与个体主义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完全不同的理论视角。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包括涉及认同过程的美国认知社会心理学中，“社会”不过是一种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具体社会情境，在那里宏大的社会现实，被歪曲为人为的实验室中漠不相关的个体之间虚假的社会互动。而在社会认同理论中，“社会”则是个体置身于其中的群体关系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个体对群体的认同被放在解释个体行为的核心位置上。泰费尔和特纳等人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实现欧洲社会心理学家将社会现实带回实验室中的理想。

正因为认同涉及自我和他人或内群（in-group）和外群（out-group）的界定和划分，在今天这个因全球化的到来而使民族—国家乃至地方共同体的完整性受到挑战的时代，认同更是成了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就中国来说，不仅1997年的香港回归及近年来的反台独运动涉及社会认同的寻觅，2008年的奥运会涉及民族认同的再现和重构，英语的教学和推广受到民族认同的困扰和挑战，而且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更是与民族或社会认同相关的重大议题。可以想见，在未来的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社会认同主题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