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空间是城市亚文化空间研究的重要领域。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城市中的同性恋场所（以同性恋酒吧为代表），此后随着同性恋社群不断壮大，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中同性恋者集聚的区域，并引发对城市空间权力的思考，同性恋聚居区被看作边缘群体反抗主流话语的空间载体，被赋予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含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法律上的“非罪化”和医学上的“去病理化”为同性恋群体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在此背景下，涌现出大量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影视、文艺作品，同性恋社群活动、同性恋婚礼、名人“出柜（指向他人表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等新闻也屡屡登上媒体头条，同性恋群体的可见度、被接纳程度和群体自身的身份认同有了明显提升。国内的同性恋空间研究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研究的数量和深度都有显著提升，有些研究已开始关注城市亚文化空间中文化生产过程及城市中的空间政治。中国一些大城市中形成了同性恋群体聚集的场所和街区，为相关研究开展提供了条件。

与同性恋空间相关的一些重要话题包括：同性恋社群与社会空间形态、同性恋街区与多元性别空间构建以及同性恋社区与社交网络演化。城市亚文化和边缘群体的社会空间形态，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量度。同性恋空间，作为城市亚文化和边缘群体空间研究的重要领域，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经典话题。从同性恋空间研究热点的演变，能够清晰地解读出城市中同性恋群体空间权力扩张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边缘群体生存状况的不断改善。即便是在对同性恋相对宽松的西方国家大城市中，男-女二元性别以及基于二元性别的性关系在城市空间中仍处于霸权地位，并对其他类型的性别和性关系形成强烈挤压。同性恋城市空间研究作为一个性别的议题，提出了重构城市性别空间的多种可能性。正因如此，同性恋城市空间研究自起步以来便成为女权主义地理学、性别地理学，以及酷儿理论等领域的热点话题，随着人类对性别认识的不断发展被频繁讨论，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同性恋议题集中了过多的学界关注，使这些领域的研究反而因此受到了局限。同性恋社区的形成与瓦解是“内力”与“外力”作用下的结果。“内力”来自同性恋社群内部。与异性恋者相比，同性恋者由于身份认同不足、缺乏与社群交流的途径，在社会交往方面往往面临更大障碍，存在对专属于同性恋社群的城市空间的需求。而来自社群外部的“外力”可以理解为宏观的社会环境，也包括城市政府与居民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在对同性恋者不友好的环境中，同性恋者在城市空间中“现身”极有可能面临身份被迫公开，进而引发法律、家庭、社会等层面的巨大风险，同性恋群体需要相对私密的、“同性恋化”的空间容纳自己的身份，同性恋场所与同性恋街区就成为同性恋者与圈内人建立社交关系的重要空间。因此，同性恋社区的形成其实是对同性恋群体不友好的外部社会环境与同性恋社群内部的社交需求共同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