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交流是一个基本概念，对交流的研究也是多学科所共有的，在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中都有着不同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对其理解也往往是跨学科的。即使在同一学科内，由于关注点的不同，对交流的研究也派生出许多不同的方面，可大致分为交流的起源、表现形式、理论模式及功能等。

人类学中与交流有关的理论多关注交流开始后的内容和形态，而忽视了对于交流的起源，即在何种条件下交流得以在一定人群间产生的探讨。以人类学中的禁忌关系（avoidance relationship）和戏谑关系（joking relationship）为例，在不同的社会中，基于通婚产生的姻亲群体间彼此的交流频率、方式、内容都有着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来源并受制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规范，社会中的个体依据这些规则一方面与某些群体毫无交流关系，另一方面与某些群体频繁互动，而在别的社会中这种情形可能正好相反。

通常语言是交流的媒介，但在具体的交流场景中，仅掌握语法知识并不能确保交流的达成，还需考虑交流双方的处境和地位，考察构成这一交流环境的具体要素。人类学的交流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为交际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主张运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区分语言（language）与言语（speaking），不仅分析传统语言学关注的语法、词汇等核心范畴，还关注语音、语气、语调等以前被认为是边缘的部分，它们在交流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甚至能传达核心范畴所不能表达的交流意义，同时交流的场景、参与者的相互关系地位、社会文化环境也应加入考察范围中。会话推理（conversational inference）在这其中起着中心作用，强调在语境中考察人们的互动行为，不论是行为动作如身体姿势的变化还是眼神都可以放入具体的交流环境中去考察，它们对交流的达成和效果都起着一定的作用。J.J.甘伯兹是该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

在人类学研究中，对以无文字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典时代，人类学家主要关注交流的手段，一些传统的通信方式如烽火、鼓声都属于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人类学家通常会对这些交流方式进行目录编撰，并探讨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意义。此外，文化人类学也将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作为交流的表现形式加以研究。

广义上讲，社会礼仪、祭祀仪式、集会、贸易、通婚等都可被视作社会沟通的形式。法国人类学家M.莫斯在《礼物》中以美拉尼西亚社会为例分析的各种互惠方式即为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交流方式；英国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考察的库拉圈也是不同群岛间岛民交流的一种方式；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将婚姻视作两个集团间的交流方式。在此意义上，交流是范围极广、外延极大的概念，但回到日常使用的交流一词本身，更多还是聚焦于语言和表达领域。因此，狭义上根据交流方式的不同，交流可分为语言交流和非语言交流。语言交流主要指除音质、语调等附属物外的说话内容；非语言交流包括音质、语调、表情、姿势动作、交流者的相对位置等。

人类学者一直用交流能力的强弱与实践的复杂性程度的不同作为区分人类与其他生物形式的尺度。尽管许多动物在它们最原始的行为库中体现了某种信息交换的方式，但只有人类被认为具有使用语言交流的能力。最近对其他物种的实验向人类这种专有的能力提出质疑，尤其是对大猩猩的实验。但仍没有其他物种能达到像人类这样复杂的交流程度。

尽管语言学的研究从某种形式上可追溯至书写系统的发明时期，交流作为一个普遍的过程，其理论模式的发展是近期的事情。瑞士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F.de索绪尔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C.S.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通过发展符号功能理论，为后期交流基本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美国人类学家E.萨皮尔（Edward Sapir，1884～1939）针对交流的行为方法提出了一个基本公式，是最早的公式之一，他认为每个文化模式和社会行为的每个举动都包含着交流。他还认为，交流在本质上是象征的，因此它依赖于人们间关系的性质及个体间的理解。

德国语言学家K.L.布勒（Karl Ludwig Bühler，1879～1963）在1934年发表的《语言学理论》中提出一种语言的场论，为数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了一种研究模式。布勒认为语言由4个元素组成——说话者，听者，符号和对象，并具有3个功能——表达的功能（协调符号与讲话者），吸引的功能（协调符号与听者），指示的功能（连接符号与对象）。

1948年，美国数学家C.E.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 1916～2001）和W.韦弗（Warren Weaver, 1894～1978）合作发展出一种交流的数学模式，虽然具有影响力，却从交流过程中排除了社会与文化因素的说明。香农和韦弗的公式包括以下6个元素：信息源，编码器，讯息，通道、解码器和接收者。普遍解释即：讲话者是信息源，大脑与语音系统是编码器，代码系统如语言或手势作为讯息，声波或电子信号作为通道，听觉系统和大脑作为解码器，听者作为接收者。

俄罗斯语言学家R.O.雅各布森利用布勒的理论，发展出一种与香农和威厄相似的交流模式。他认为每一个“语音交流中的基本要素”都与语言的不同“功能”相匹配。按照雅克布森的观点，在语言交流的每一事例中，这些功能的一个或更多个将起支配作用。他的独特兴趣在于语言的诗的功能，他认为语言的这种功能是增强讯息（message）。

人类学者提出交际型谈话（phatic communion）的概念，来指称交际场合使用的具有一定形式和固定内容的语句，其内容本身不具有特殊含义，只是纯粹的交际用语，就像日常生活中的寒暄语，是为了维持一定的社会关系，保证交流的顺利进行而存在的。交流中一些非语言的部分如语速、语调等也都具有不同的作用，依据具体的情境可进行详细的考察。至于表情、身姿、动作或距离间隔等，则往往作为身姿学（kinesics）、交际空间学（proxemics）的研究内容，除人类学外，也是语言学、行为学、心理学、精神医学等学科的关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