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语言学经历了3次转向，深刻影响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理论和方法。3次转向都是关于意义的不同理解，探讨语言学转向实质是对20世纪人文社科理论发展的一个梳理。

第一次转向发生于20世纪前半叶的结构主义时代，学者将语言视为认识世界的“表征”或“再现”工具。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有内在结构，但其对语言使用者而言更多是无意识的存在。词汇的意义由字典定义而固定不变。此时研究重点在于寻找把单词组织成更大意义结构的规则。美国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R.O.雅各布森（Roman Osipovich Jakobson，1896～1982）的音韵学研究方法即从有意识的语言现象探讨无意识的基础结构。据此，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把人类学现象当作类似语言的系统来研究，在文化特殊性意涵中建构出人类知识的统一体。

第二次转向即阐释时代，意义由情境定义，是阐释的结果，研究重点在于寻找情境下阐释意义的技巧。在言语社区中，情境下的意义超越语法结构和字典。美国人类学家C.J.格尔茨认为，文化是一张意义之网，由同属某个社会文化群体的人合力编织而成。只有共同拥有这张意义之网的人，才了解其意义，也才能互相作用和理解。格尔茨提出“厚描”法，探讨人类社会经验的意向与意义，呈现意义之网，从而领悟行动者的主观意义，理解该意义在其社会生活世界中的位置。

第三次转向即“权力—话语”时代，意义不仅仅用来交流，更用来达成某些个体的目标。语言也是一种行动。研究重心在于探讨语言如何与权力结合，形成话语，塑造和改变人们的实践。法国哲学家M.福柯在《话语的秩序》（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中最早提出“话语即权力”，权力与话语共谋。话语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德国哲学家J.哈贝马斯指出语言是控制和社会权力的媒介，服务于有组织的权力关系的合法化，只要权力控制表现为合法的语言就是意识形态。这种话语—权力关系成为人类学实践理论的基础，即人类实践的效力在社会的权力网络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