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既是一种交流工具，又是一种文化现象。用科学方法对语言的研究被称为语言学，把语言学列为人类学的分支，是北美人类学体系的产物。美国人类学家F.博厄斯将种族、语言、文化区分开，认为人类有学习任何语言和适应任何文化的能力。在中国，由于文化人类学在历史上与民族学紧密相连，语言人类学也被称为民族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早期人类学家主要在异文化社会展开田野调查，既需学习当地语言以求更精准的理解，又需探索作为文化事象构成的语言。语言人类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欧洲人发现北美语言中与欧美语言存在巨大差异时。这些差异看似偶然、任意、无足轻重，但对人类学家而言，它们反映了智力、文化及社会的深刻差别。语言人类学家搜集这些语言差异，探索其本质，讨论创造它们并使其优化的交际动力，及它们所带来的社会文化意义。传统语言人类学旨在记录和研究本土文化中的语言，涉及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拟构等。经过发展，语言人类学延伸到广泛的领域，将语言作为一个综合的认知和文化现象来研究，分析语言的发音、词语构成、句法、语义系统和语言结构，从中透视思想和文化，并确定不同语言的谱系关系以重建古代文化。

语言人类学把说话人作为研究对象，把语言作为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历史记忆和话语权力的表达。1964年，美国语言人类学家D.海姆斯编纂了一部语言人类学的重要著作，其目录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划分为7类：①评价各种语言的异同（特别是外国语和本族语）。②民族词语与其他生活领域间的关系。③语言模式对一个民族基本概念的意义。④人与人间互相作用的话语规范。⑤戏剧和艺术动机如何以语言表现。⑥语言层次间或变体间的关系。⑦语言间类同点的归纳和界定方式（特别是历史内容）。

20世纪，语言人类学共经历了三次理论变革。

第一阶段为结构语言学，研究重心在于语言的语法和结构。此时词语的意义由字典定义。瑞士语言学家F.de 索绪尔运用“回顾法”（retrospective 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确立作为语法结构的“langue”（语言）和此结构在日常语言交流中体现出来的话语间的根本差异，认为语言学应该研究“langue”（语言）。语言的语法结构对该母语的人而言是一种无意识的结构。类似的，人类学家认为文化中也存在这种结构，它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关注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间的关联。在该研究范式中，美国人类学者L.H.摩尔根于1871年发表《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探索印第安人的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博厄斯于1911年出版《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收录了几十种语言资料。该书序言一直被认为是结构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立的语音、形态意义、结构和词汇，主张对语言的描写只能从它的结构入手。他的学生美国人类学家E.萨皮尔（Edward Sapir，1884～1939）及后者的学生B.L.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为此提出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型塑着语言使用者的宇宙观。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受美国布拉格结构语言学派代表人物R.O.雅各布森（Roman Osipovich Jakobson，1896～1982）启发，把结构音位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创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探讨所有使人类文化得以产生的人类心智的无意识结构。之后，美国语言学家A.N.乔姆斯基区别了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行为（performance），舍弃原来将社区中使用的具体语言作为模型基础进行语言分析的方法，强调语言研究的核心在于发现人在创造具体词句时所用的无意识机制，即语言的生成机制。

第二阶段的发展发现词句的意义并不简单地由词典定义，而更多由话语的情境决定，取决于说话者在什么情境下以什么方式跟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同样的言语因情境不同而意义不同，言语的意义是诠释的结果。在该理论范式下，语言人类学家发展了两个取向研究语言使用的情境：①交际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由海姆斯和J.J.甘伯兹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它强调从语言与文化、社会间的互相关系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规律，侧重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描述语言运用，注重不同社团、组织、社区及社会不同文化习俗给语言运用带来的机遇和限制。②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C.J.格尔茨提出的阐释人类学，具体应用在语言人类学则为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该取向针对性地研究社会文化知识和语法间的关系，探讨会话实践中语外行为或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强调人们的互动关系。

第三阶段认为语言不仅是交流手段，更是一种文化实践，有强烈社会效力，语言因此是一种行动（form of action）。英国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提出语言的效力观。英国社会语言学家R.H.L.飞利浦森（Robert Henry Lawrence Phillipson，1942～ ）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全球形成了英语帝国主义。捷克社会语言学家Z.萨斯曼（Zdenek Salzmann，1925～ ）则研究语言、文化和社会的互相关系，探讨不同语言机构和它们所反映的思维方式的社会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