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性是在德国哲学家E.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1923～1929）基础上发展而来，它超越了文学作品、大众传媒、通俗文化、时尚、艺术等狭义的叙述，认为各种行为背后的符号、象征都可视为语言行为加以思考。符号互动的功能就是把人与文化联结起来的媒介，其思想流派有社会学的“社会文本”（society as text）、“符号互动论”和人类学的“意义系统论”等，其影响甚广。他们认为：社会可被视为符号化的产物，将丰富且强大的社会隐喻作为文本加以理解。

这一思想是使哲学由德国哲学家I.康德的“理性批判”向“文化批评”转向的一个标志。该思想促进了语言社会学领域的大发展与对话：美国文学理论家K.D.伯克（Kenneth Duva Burke, 1897～1993）的《作为象征行动的语言》（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Essays on Life, Literature and Method, 1966）、美国教育家H.D.邓肯（Hugh Dalziel Duncan, 1909～1970）的《符号与社会理论》（Symbols and Social Theory, 1970）和《符号社会》（Symbols in Society, 1972）这些著作中都有着该思想的影子。在政治学中有影响力的著作有《政治的象征性用法》（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该书认为可将社会理论在社会政治和公民文化领域视为一个整体，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话语体系中调节其思维和行动，领导者和追随者间存在权力上的差异，但沟通行为使他们共同构成一个社会整体。这一思想对人类学的影响在于：它通过沟通、语言哲学、社会理论、文学批评、阐释学和修辞学，使受美国哲学家A.N.乔姆斯基语言学影响的人类学结构主义学派和文化阐释学派在象征主义领域得以发展，其中著名的讨论有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1962）及将政治、宗教、艺术等视为文化的意义加以系统阐释的美国人类学家C.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