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人类学由美国人类学家C.J.格尔茨开创，格尔茨强调人类文化的符号性和阐释性，认为人类是被自身编织的意义之网所束缚的动物，文化即是这张意义之网。因此，人类学的文化分析不是探求规律性的实验科学，而是揭示意义的解释科学。

一般来说，阐释人类学的理论渊源有3个方面：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的社会行为理论、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和英国哲学家G.赖尔的“心的观念”。韦伯强调个人的行为及其意义的主张又受到新康德主义者德国哲学家W.狄尔泰和H.J.李凯尔特的影响。W.狄尔泰强调通过探究内在过程，通过体验和理解来实现对人的认识；李凯尔特认为，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的文化科学是研究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的科学，而只有在其对象的特殊性方面体现出的文化价值，才是具有意义的事物，是本质的。

格尔茨的思想继承了上述3方面的理论脉络。1983年，他在《模糊的类型：社会思潮的再塑》（Blurred Genres: The Refiguration of Social Thought）一文中指出，人文社会科学近年来有3个基本趋势：①学科与学科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越来越远离对普适规律的追求，而倾向于对个案的深度诠释。③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也发展出成熟的“类比”（analogies），以解释所谓的社会事实。

基于此，格尔茨发展出关于阐释人类学的主张及实践，其中，“厚描”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格尔茨并未对厚描下过明确的定义，只对“厚描”作出过比较性的说明。格尔茨认为在民族志的书写中，“厚描”与“浅描”相对。“厚描”的目的是呈现出行动背后丰富的文化层次，特别是将无意识层次展现出来，使民族志成为“一种有厚度记述”。“厚描”的关注点在于阐释行动的意义，而非行动的表象。厚描同样将行动视为文本，认为人的行为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象征符号是意义的载体，由象征符号构成的意义之网就是文化，而厚描的目的就是将这些意义发掘出来，进而对文化给予一定的解释。

从学理层面而言，韦伯的“理解”（verstehen）是理解行为的意义，进而提炼出对研究有意义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格尔茨认为，人类学者的研究工作就是去“理解他者之理解”，强调作为意义系统的文化以及地方性知识的语境在人类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位置，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封闭性进行了一种批判。他认为离开地方性知识，理解也就失去了根基，与此同时，现实中一种解释往往又建立在另一种解释基础之上，而且人们存活在这样的意义系统之中。按格尔茨自己的话语来说也就是再现一种表述（saying something of something）——建构理解他者之理解的解释。在这里，阐释存在2种事实重叠：①事实的原意。指事物原初的含义及其属性。②进入象征世界中的行为意义系统的分析。通过分析，理解影响人们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背后的文化事实。

格尔茨的阐释路径，具体体现在他关于文化的定义。他将文化界定为一个表达价值观的符号体系，一个充满象征的意义体系。较之受英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仍回归到社会型塑议题的象征人类学而言，格尔茨对文化意义的阐释更关注于对民族精神（ethos）的讨论，关注符号在型塑行动者世界观并如何影响其精神气质时的意义。格尔茨提出的阐释人类学，对美国人类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