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源于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西班牙社会学家M.卡斯特利斯（Manuel Castells，1942～ ）。这一概念的提出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原因。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的城市开始出现诸多严重的问题，如中心城区衰落、居住隔离严重、公用设施老旧、零售业与服务业萎缩、就业机会减少和经济状况恶化等，资本家出于营利的动机不愿投资这些利润少的集体消费品，最终只能由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因此，为解决与日俱增的城市危机、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政府加大了对公共交通、医疗保障、公共住房、基础教育和闲暇设施等集体消费品的生产和管理的干预程度。

卡斯特利斯发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消费的形式和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不经过市场交换而由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统一提供公共物品和消费设施的集体消费形式，并且这一种方式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重要。集体消费成为卡斯特、英国城市社会学家P.桑德斯（Peter Saunders，1950～ ）等人用来分析20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城市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和解释视角。

从本质上说，集体消费属于再分配领域，是国家福利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与强调经济回报和竞争的市场因素不同，集体消费服务于公共利益，消费品的生产目的不在于追求利润，而是劳动力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消费过程只能由“集体”进行组织和管理，其经济和社会功能主要通过国家机构实现。此外，生产集体消费品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量，但其回报周期相对较长且产品利润较低。这些特点决定了私人资本投资集体消费品生产的意愿不强，需要政府承担集体消费品供给的主体责任。由于集体消费品供给直接决定着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影响着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干预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桑德斯等人在集体消费的后续研究中提出了诸多重要的当代政治议题，其中就包括集体消费品的分配正义和公共服务的质量。

虽然集体消费这个概念的提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但随着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只是欧美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都越来越重视集体消费的供给，而且构建完善的集体消费产品服务系统也成为现代服务型政府的一个基本要素。集体消费理论最早被朱玲、干丛于1982年引介到中国，他们主要论述了集体消费和劳动人口质量、自主劳动者个体消费和集体消费之间的关系。

学界对中国集体消费品的研究主要有4个视角：①结构的视角，该视角关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社会结构和社会包容、消费断裂和社会分层。②文化的视角，该视角关注集体消费的国家供给对价值、意识形态和集体认同所产生的影响。③社会变迁的视角，该视角关注集体消费模式的变迁、消费模式的去集体化问题。④政策与运用的视角，该视角关注集体消费的质量和社会整合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