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梁启超和康有为参加“公车上书”，揭开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并在北京主编了《万国公报》。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办，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发表了第一篇系统阐述维新派变法主张的纲领性文件《变法通议》。《时务报》是维新派最重要的机关报，也是宣传维新变法最具影响力的报刊。《时务报》主要宣传进化论，倡导学校废科举，设议院兴民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呼吁捍卫民族独立。该报大胆新颖的变法维新言论，震动朝野，顽固派纷纷上书要求查禁。1898年，汪康年擅自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继续出版。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同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新闻理论对他的新闻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形成自己的办报理论和新闻思想，针对报刊性质，提出报纸“耳目喉舌”说，认为报刊是国家的“耳目喉舌”。

梁启超从事报刊宣传活动27年，创立了“时务文体”，内容以“时务”为主，且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所载文章为代表，其特点是“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时务文体”不仅在戊戌变法时期风靡一时，而且对辛亥革命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报刊文章也有很大影响。在报纸职能上，梁启超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是“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同时，认为“报馆非政府的隶属”，要求“自由办报”。在办报标准上，梁启超提出办报的四条标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在舆论问题上，梁启超提出健全舆论的主张，强调舆论的重要性，认为无论何种政体，健全的舆论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报人素质、报业流弊问题上，梁启超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主张建立报律，加强管理，针对报业积弊还提出了“公、要、周、适”四点原则。此外，他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了“党报”“机关报”概念的人。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对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其新闻思想代表作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