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栖息地破坏、碎片化、过度开发、偷猎、污染和气候变化，越来越多的物种面临生存危机，野生动物的灭绝速率呈上升趋势。2021，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评估了116000个种，发现38500个种的生存受到威胁，受威胁种数（包括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极危、濒危、易危三类物种）占已评估物种总数的27%。其中26%的哺乳类、14%的鸟类、16%的爬行类以及41%的两栖类生存受到威胁。中国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受威胁种数分别为148种、176种、145种、181种，占中国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种数的37%、28%、10%和26%。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与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都是物种灭绝风险的测度，前者是全球性评估，后者则是国家研究。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预警了全球物种的濒危状况；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确定了中国物种受威胁状况，填补了前者的知识空缺，两份名录互为补充。地球上越来越多物种因自然栖息地破坏、过度开发利用、偷猎与非法贸易、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化而濒危。联合国2019年的一份生物多样性报告估计，有100万个物种面临灭绝的危险。有鉴于此，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保护地球上的野生动物。

各国政府先后签署了一系列与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国际公约，如《国际捕鲸管制公约》（International Whaling Regulation Convention，1946）、《国际重要湿地特别是水禽栖息地公约》［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简称《拉姆萨尔湿地公约》（Ramsar Convention on Wetlands），1971］、《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简称《世界遗产公约》（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1972］、《保护迁徙物种公约》（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1975）、《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1993）等。这些公约致力于在国家层面协调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行动，以实现保护和持续利用野生动物的目标。这些公约为实现其目标，各自制定了管理保护野生动物物种、遗传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办法，明确了履约程序、许可证、证书、准入、惠益分享、多边制度、区域协定等制度与规程。

中国先后加入《国际捕鲸管制公约》（1980年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82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5年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1991年签署）、《拉姆萨尔湿地公约》（1992年加入）。中国认真履行国际公约，为保护全球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生境、生物多样性做出了贡献。

1988年，中国国家立法机构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依据该法，原林业部与原农业部共同制定了一份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名录。其中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级别分为一级和二级，并且对水生、陆生动物的管理进行具体划分，明确由渔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的野生动物种类。1988年12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1989年1月14日由原林业部和原农业部发布施行，标志着中国野生动物保护走上法治轨道。1993年4月14日，原林业部发出通知，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Ⅰ和附录Ⅱ所列的非中国原产的野生动物（如犀牛、食蟹猴、袋鼠、鸵鸟、非洲象、斑马等），分别核准为国家一级和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进入21世纪后，由于野生动物生存状况的变化，国家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对麝类、穿山甲类动物的保护级别进行了调整。2021年2月5日，国家野生动物主管部门颁布修订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调整后的《名录》共列入野生动物980种和8类，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34种和1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46种和7类。新增517种（类）野生动物，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等43种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狼（Canis lupus）等474种（类）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豺（Cuon alpinus）、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等65种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国家一级。在管理体制上，上述物种中686种作为陆生野生动物由林草部门管理，294种和8类作为水生野生动物由渔业部门管理。

国家野生动物主管部门2000年还制定了《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修订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修正版）》，该名录更名为《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各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先后制定《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和地方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正在调整《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积极扩展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范围。

对野生动物的系统科学研究始于瑞典自然博物学家C.von林奈，他建立了野生动物双名制分类体系。英国自然博物学家C.R.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提出生物进化论，各国动物学家在全球开展科学考察，收集大量野生动物标本，开展野生动物分类、地理分布、生态行为、生境状况调查研究，为野生动物保护积累了基础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积极开展野生动物基础研究，培养野生动物研究人才，探索野生动物濒危机制。与此同时，中国野生动物新种、新记录种不断被发现。

除了加入世界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与环境保护公约，积极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建设、野生动物监测与研究之外，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实践本着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培养公民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野生动物科学正在回归公众科学的本色，保护野生动物正在成为民众的实践。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积极投入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国际组织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以及非政府组织（NGO）如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orld Wild Fun for Nature）和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等组织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并与中国政府合作开展野生动物保护。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目标是保持野生动物的进化潜力，防止濒危野生动物灭绝；保存生物多样性，控制外来野生动物，维持物种的生态系统功能，控制人类动物共患疾病，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保证人类社会正常生活与生产。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就地保护（in situ conservation）和迁地保护（ex situ conservation）是各国应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破坏、过度开发、偷猎、污染和气候变化威胁的保护途径。

就地建立保护地，保存生物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保护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过程和生命支持系统，使其免遭破坏和污染，保证生物资源的永续利用。

栖息地保护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手段。重要栖息地是野生栖息地中对野生动物种群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以及各省人民政府充分调查、监测和评估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之后，划定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并发布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依法划定自然保护区域，保护、恢复和改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

中国景观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孕育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为保护这些珍贵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资源，中国于1956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后，中国相继建立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海洋公园、矿山公园、水利风景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公园、沙漠公园、石漠公园、天然林保护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自然生态类旅游景区等十几种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截至2019年，中国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11000多处，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地达2900余处；总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保护地对保护中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

就地保护是在原生境保护野生动物种群及其生境内的其他物种，是一种生态系统保护途径。当该物种有特定的栖息地需求，或有许多其他濒危物种同域生存，或该物种生活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时，建立保护地就地保护具有特别的意义。

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保护地的脊梁。截至2021年，中国已建成国家公园、国家公园试点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海洋公园、地质公园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1.18万处，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8%，海域面积的4.1%。其中，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自然遗产和自然文化双遗产数量均居世界第一。2021年，中国正式建立东北虎豹、福建武夷山、大熊猫、海南热带雨林和三江源等国家公园。中国已经建成覆盖全国且布局较为合理、类型较为齐全、功能较为完备的保护地网络。曾一度极危的物种如大熊猫、朱鹮、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扬子鳄、海南坡鹿（Panolia siamensis）、普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kii）、亚洲象（Elephas maximus）、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等在自然保护区得到有效保护，其种群数量显著增长。

许多野生动物已经丧失生存的环境或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全球有近3000种鸟类和兽类只有通过迁地保护才能生存。一般地，当物种原有生境破碎成斑状或原有生境不复存在；或者物种的数目下降到极低的水平，个体难以找到配偶；或者物种的生存条件突然变化时，应考虑实施迁地保护。由于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对所有需要保护的物种实施保护，因此迁地保护的优先次序取决于该物种的濒危程度，是否是所在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以及社会对该物种的关注程度。迁地保护设施包括野生动物繁育中心、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自然保护区等。此外，大型的野生动物园、现代动物园和水族馆也具有一定的野生动物迁地保护功能。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重点是确保种群增长。遗传多样性极大地影响物种的生存，高遗传多样性意味着更多的适应未来环境变化的能力，增加个体的存活率；近亲繁殖衰退和遗传漂变导致的遗传多样性丧失，会降低物种的适应能力或增加遗传缺陷，从而降低物种的存活率。某些物种经历遗传瓶颈后，遗传多样性非常低，因此最好的野生动物保护行动是恢复其遗传多样性。例如，佛罗里达豹（Puma concolor couguar）是美洲狮的一个亚种，历史上整个美国东南部都有佛罗里达豹分布。20世纪90年代早期，佛罗里达豹仅剩下20～25只，濒临灭绝。该群体高度近亲繁殖，遗传多样性非常低，并产生尾巴弯曲、心脏缺陷和生育能力低等遗传缺陷。1995年，为引入不同的、不相关的基因，8只雌性得克萨斯美洲狮被引入佛罗里达种群，增加遗传多样性，其杂交后代生育能力高，遗传缺陷少。2015年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有230只成年佛罗里达豹，2017年有迹象表明佛罗里达豹的种群分布范围正在扩大。华南虎（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是中国的特有虎亚种，也是最濒危的虎亚种。根据2001年野外调查结果和2005年“华南虎野外放归国际研讨会”与会专家的意见，华南虎在自然界已不存在可自我延续与恢复的种群。在对人工繁育华南虎开展人工繁育的过程中，设法降低繁殖群体的近交系数，进行野化训练和放归自然，促进其种群复壮，是拯救华南虎的必然途径。中国动物园协会组织了华南虎保护繁育协作组，制定华南虎谱系，2021年中国人工繁殖的华南虎有200多只；国家野生动物主管部门也在中国南方原华南虎分布区寻找人工繁育华南虎野化放归的地点。

中国濒危物种迁地保护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一度野外灭绝的麋鹿、朱鹮、野马（Equus ferus）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此外，还实现了全球首次人工繁育黑叶猴（Trachypithecus francoisi）野化放归，开展了首次人工繁育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野化放归试验。见野化放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