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鼠害主要体现在：鼠类大发生后大量啃食牧草，与牛羊争食，威胁畜牧业生产；挖掘行为破坏植被的地下根部，造成草原植被退化；挖掘行为导致土壤裸露、沙化等。草原鼠害的防治对象主要为繁殖力强、易暴发的啮齿动物种类。关键种类包括内蒙古典型草原区和荒漠草原的布氏田鼠和长爪沙鼠、内蒙古草甸草原的东北鼢鼠和草原鼢鼠、青藏高寒草地的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新疆荒漠草原的黄兔尾鼠和大沙鼠等。通过各类方法控制这些鼠类的暴发与为害，是草原鼠害防治的根本目标。草原鼠害防治的方法包括生态治理、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四大类。

生态治理。通过调控影响鼠类发生的各类生态因子（例如植被、放牧、天敌等因素）达到治理草原鼠害方法。生态治理技术对生态系统不存在任何负效应，有利于鼠类和天敌种群之间生态平衡的维持，是最值得推广的一类生态友好型鼠害控制技术。但生态治理方法见效慢，对暴发性鼠害多数无能为力。但从生态安全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通过调控与鼠类发生相关的各类因子来控制鼠害，保护和修复生态平衡，是走向鼠害可持续治理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生物防治。特指通过其他生物（例如捕食天敌、寄生虫、病原物）控制有害生物的方法。生物防治从概念上也可以列入生态治理的范畴，极其吻合中国对生态安全发展的需求和方向。例如，中国有饲养释放银黑狐控制鼠类的尝试。但需要警惕的是，饲养释放天敌进行鼠害控制需要科学论证，尤其是释放当地生态环境中所没有的天敌种类时更加需要严格管理控制，入侵生物导致生态灾难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生物入侵并非以国界为分界线而是指物种进入一个原先无法或难以靠自身进入的全新环境的过程。中国鼠害生物防治存在的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对生物防治概念的过度引申。例如，招鹰架技术从概念上虽列入生物防治，也可划分为生态治理技术，在中国多数实际应用部门将其列为生物防治技术范畴。尤其是在对生物防治概念的过度追求的情况下，将生物源杀鼠剂也列入生物防治范畴，会导致生物源杀鼠剂高安全性的假象。

物理防治。利用各类物理器械防治鼠害的方法。物理防控技术不存在化学杀鼠剂可能对环境的负效应，因此一直被认为是符合生态理念的鼠害防控技术。常见器械包括捕鼠夹、捕鼠笼、弓箭（或称地箭）等。总体上来讲该项技术对人工依赖性很高，费时费力。弓箭在草原地区大范围推广应用，主要用于鼢鼠的防治。

化学防治。使用化学药剂控制鼠害的方法，是草原鼠害应急防控的主要方法。根据作用特征，杀鼠剂可分为灭杀型药剂、不育剂和兼性不育剂（兼具灭杀和不育效果）。中国登记的灭杀型杀鼠剂10种：C型肉毒素、D型肉毒性、6种抗凝血杀鼠剂（氟鼠灵、杀鼠灵、杀鼠醚、敌鼠钠盐、溴敌隆、溴鼠灵）、胆钙化醇和地芬·硫酸钡、不育剂1种（莪术醇）、兼性不育剂2种（雷公藤甲素和α-氯代醇）。信息更新见中国农药信息网http://www.chinapesticide.org.cn/。

草原鼠害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考虑到草原鼠类是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是众多捕食性天敌如鹰隼、鼬类、小型犬科动物等的食物来源，草原鼠害防治不能一味地追求灭鼠，而应该充分考虑鼠类在生态系统平衡的作用，实施生态防治，保持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实现草原鼠害可持续控制，从而达到保护草地资源、维系草地生态平衡、促进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