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城市的起源，历史学家（包括考古学家）、社会学家、城市学家具有各自的见解与假说。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3种：

①防御说。这种假说认为，中国城市的起源，尤其是城堡的产生，是统治阶级为保护其自身利益、防御敌方侵袭需要而兴起的。认为“筑城以卫君”（《吴越春秋》）是早期城邑建设的主要目的，即“君”是城之“本”，城为“君”而筑。如傅筑夫认为，从本质上看，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统治阶级——奴隶主、封建主——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城市兴起的具体地点虽然不同，但是它们的作用是相同的，即都是出于防御和保护的目的而兴建起来的。这一说法可以作为城市防御说的代表。由于防御是早期城市的主要职能，所以，高墙深池和择险而筑成为中国早期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②集市说。这一假说认为城市是作为初期市场中心地而兴起、产生的，它起源于贸迁和市集之地。中国古代《易经》中的“日中为市”、《国语》中的“争利者于市”，以及《史记》颜师古“注”中的“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等，都是这一见解的说明。早期简单的物物交换，引发了集市的出现，而集市交换的经常化，在一定的地点便形成了以交换为主的城镇。从这种意义上说，城市的起源，“市”在先，“城”在后，其契机是以经济职能为主。

③宗教中心说。这一假说认为，中国最早期城市的起源是以宗教中心面貌出现的。在原始社会末期，人类社会维系社会经济的聚合力仍然是血亲制度，这种血亲制度，使狩猎部落酋长逐渐变为权力至高无上的神的化身，作为部落联盟中心用一条无形的纽带——宗教制度，将其周围居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中心和最早期的城市建设，便是以宗庙作为“先王之主”的。因此可以推断，这一时期的宗教中心也可能是中国早期城市产生、发展的一个因素。

根据现有文献史料和考古实物证明，中国早期城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具体地说，起源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之都（约公元前26世纪初），初形于夏，形成于商代末期。其间历时共1500年左右，大体过程如下：

关于中国远古都城宫室的传说，《周礼》《尚书》《左传》《史记》等早期文献都有记载。最古老的古都记载有所谓“三皇五帝之都”。南宋郑樵《通志·都邑略》、宋代《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等书，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三皇五帝之都的地点（表1）。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在鲁、卫，帝喾居亳。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但是这一时期，由于奴隶制国家尚未（或未正式）建立，加之在目前考古工作中还未发现相当于三皇五帝时期的城址，所以三皇五帝之都不可尽信，但作为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及部落联盟的中心所在则毋庸置疑。

关于中国最早城市的传说和记载，从现有史料看是鲧城和禹都。关于鲧城的记载颇多，《世本·作篇》有“鲧作城郭”；《淮南子·原道训》记有“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吕氏春秋·君守》有“夏鲧作城”；《吴越春秋》记有“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等，都反映了“鲧作城”这一历史事实。至于禹都，据传说记载，或平阳，或安邑，或晋阳，或阳翟，不一而足。由此可推断，鲧、禹之际为中国早期城市产生的萌芽时期。

自鲧作城至夏代桀灭亡，其间共历时约500年（约公元前21～16世纪）。从现有考古资料看，中国早期的城市已经产生。近年来，中国在河南登封县王城岗、淮阳县平粮台，以及山东省寿光县边线王等地发掘出一批古城址，根据挖掘的资料分析，都证明是夏文化遗址。再结合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围墙，以及30年代发现的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安阳后冈的一段版筑围墙遗址，可以确认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中国已出现了最早期的城市。但是，作为这一时期的城市，与一般城市所具有的基本物质要素还相差甚远，故又称之为“早期的城市”的“初形时期”。据王城岗城址的挖掘报告，整个城址系由东、西两座小城组成，西城呈方形，边长西墙为92米，南墙82.4米（若加上东端缺口10米，其长也为92.4米）。可见其时城市规模不大（差不多是今天一个足球场大小），只能视作中国早期城市的雏形。

商灭夏以后，中国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并且伴随着手工业、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产生了中国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商业从手工业中分离，促进了中国早期城市的形成。

根据考古资料分析，河南偃师二里头、湖北黄陂盘龙城、早商都城（隞或亳）、晚商王都殷等都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城市。然而，从大量考古资料看，夏城规模很小，还没有具备一般城市拥有的基本物质要素；与其同期的先商文化（漳河型）发展水平也不高，只发掘有小型的青铜工具，与夏文化相比似乎还要落后（同期夏文化已发掘有青铜礼器）。据现代发掘资料表明，商城比夏城已具备了一般城市的基本要素。中国早期的城市即形成于这一时期，而且构成城市的基本要素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古代城市经过夏、商两代约1000年时间的形成和发展，在进入奴隶社会末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尤其自西周开国之初直到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中国城市建设发展史上的两次城市建设高潮。第一次，在西周300余年间，中央统治者推行分封制，据史料记载，其分封的诸侯国由最初的71个发展到1200个之多。这些诸侯国的统治中心——首邑城市则得到了普遍的发展，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周（公元前11～前5世纪）都城丰京、镐京（均位于今西安市西南沣河西、东两岸）、洛邑（王城）、成周（均在今洛阳市）等城市已有相当规模。第二次，下及春秋战国之际（历时549年），随着周王朝统治的衰落，特别是由于各地国土开发和经济发展，各诸侯国也不断增建新城，这就形成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二次城市建设高潮。据资料表明，到西周末年，尽管经过诸侯间的互相兼并，仍存有140多个诸侯首邑城市。战国后期（前3世纪）的七国首都——秦咸阳、魏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韩郑（今河南省新郑县）、赵邯郸、楚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其都多徙，寿春为其中之一）、燕上都蓟（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部）、齐临淄等都十分繁荣，这些大城市大多兴起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按性质可分为都城、地区各级行政中心城镇、工商业交通城镇、集镇和军事城镇等。

封建时期全国的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中心，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帝王和其他封建统治阶级的居住地。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都城中，长安、洛阳和北京是连续几个王朝作为统一政权的首都，开封和南京作为统一政权首都的时间较短，杭州仅作为较大的偏安地区政权——南宋的首都，而安阳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首都。长安位于今西安市附近地区。秦都咸阳（前221～前206）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集权的民族国家成立后的第一个大都市。西汉末年（公元1～5）长安人口约40万，城区面积较西方的罗马大3倍，在世界城市史上居重要地位。唐代（618～907）长安是中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最大商业都市和国际商人聚居地，有30多万户，100多万人，集中了中国封建前期城市建设的最高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是少见的。北京自元初（1127）起成为全国政权的首都。明成祖奠都北京（1421）后，发展更为迅速，人口最多时超过百万。明清的北京城代表了中国封建后期城市建设的最高成就，在世界历史上享有崇高声誉。

中国封建时期城镇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各朝代城市在数量上、等级上和空间分布上都有很大不同（见表1）。其中较著名的有太原、济南、苏州、福州、南昌、成都、重庆等数十个，它们是较大地区的封建统治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约从东汉（公元25～220）后，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城镇。如东晋（5世纪）时西夏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今陕西省榆林、横山间）、南北朝后期至唐初（6世纪）的高昌国都城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唐睿宗时（8世纪)）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等。宋时（960～1279）边远地区几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的都城，如辽上京（今内蒙古林东）、金上都（今黑龙江阿城）、西夏黑城（今内蒙古阿拉善旗）、元上都（今内蒙古多轮）及大理国的大理（今云南大理）等。

中国以手工业为主的城镇约始于宋，至明以后更见增多。如明、清两代著名的中国四大镇——佛山镇、汉口镇、景德镇和朱仙镇等，人口曾多达30万～40万。商业性和交通性城镇如无锡、芜州、淮阴、临清等。广州、扬州、泉州、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则为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中国封建时期的一类重要城镇。如汉武帝时为抗击匈奴、开发西域，在沿进军路线上兴建了一系列城镇，在军队驻地则形成一些小的军市。

在中国封建时期，城市的地区分布变化很大。如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西汉时23个重要“都会”，大部分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农业经济相对发达的关中、三河、燕赵、齐鲁地区，小部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东汉时期，随南方地区逐渐开发，北方人口渐趋南移；三国至南北朝时，长江三角洲渐为中国经济重点地区；到了宋代，40多个10万户以上城市中大部分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明嘉靖（1522～1566）年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全面发展，全国45个大工商业城市主要分布在江南、东南沿海等地区，苏、松、杭、嘉、湖五府的小城镇大多发展于这一期。

1840年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曾被迫先后将77个沿海、沿江城市辟为商埠，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沿海地带自北至南有：安东（今丹东）、大连、营口、秦皇岛、天津、龙口、烟台、威海（卫）、青岛、海州（今连云港）、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赤坎、淡水20个城市。沿江地带从东到西有上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岳阳、汉口、沙市、宜昌、万县和重庆13个城市。与此同时，在运输条件较好或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出现了交通运输业和工矿业城市，如唐山、焦作、无锡、南通、郑州、徐州、石家庄、蚌埠、浦口和四平等；而一些传统手工业、商业城市和原有交通要道上的城市，因种种原因地位相对衰落，如大运河沿线的济宁、临清及淮阴等。此外，内地城镇变化不甚显著，广大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保持原有落后状态，城镇发展相对缓慢。这类城市在北方地区主要有张家口、库伦（今乌兰巴托）；西北地区有甘肃的嘉峪关，新疆的喀什、伊犁、塔城；西南地区有云南的河口、思茅、蒙自，广西的龙州，以及西藏的亚东、江孜、噶大克，共13个城市（镇）。这一时期主要城市和规模如表2所示。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帝俄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东北地区。自1861年营口开港，1894年京奉铁路延长出关，以及1898年东清铁路建成后，东北的大豆、柞蚕丝等农产品开始大量输出。1903年南满铁路建成和大连港对外开放，营口的地位遂为大连所取代。尤其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势力退居“北满”（长春以北），日本帝国主义以大连为据点，大肆进行南部地区矿产的开发和资源掠夺，本溪、鞍山钢铁工业开始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东北，先后建立了伪“满洲国”的政治中心长春，工业中心沈阳、哈尔滨，掠夺东北资源的港口大连，军事基地牡丹江、旅顺，扩建了钢铁工业中心鞍山、本溪，煤炭中心抚顺，使其成为典型的殖民地城市。沈阳的加工工业，辽阳、金州、安东（丹东）的轻纺工业也在这一时期建立。

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以后，由于海运轮船的发展，现代港口开始建设，基隆不久代替淡水成为全岛第一港口城市；高雄也基于同样的原因逐渐取代安平的地位，发展成为仅次于基隆的全岛第二大港口城市。与此相对应，台北盆地、台南平原发展成为台湾南北两大城市（镇）密集地区，台北、高雄、台南、基隆、台中成为全岛人口增长中心。

抗日战争前夕，全国拥有5万人以上的城镇共190个，人口3101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6.7%；全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个，分别为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和广州；50万～100万人的城市3个，分别为杭州、青岛、沈阳，两者合计占城市数的4.7%；20万～50万人的城市19个，10万～20万人的城市48个，两者合计占城市数的40.5%；5万～10万人的城市115个，占城市数的54.8%。这一时期，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共有城市94个，占49.5%，经济落后的边远地区14个，占7.3%，介于两者之间的82个，占43.2%。

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大多数城市被战争毁坏，经济和产业凋敝，人口流失严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据资料统计仅有城市136个，少数大城市畸形发展，大量中小城市发展停滞，城市的地区分布不平衡（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