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英国伦敦，卒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由其祖父第一任沙夫茨伯里伯爵抚养长大。他的祖父曾是英国奥利弗·克伦威尔政府的国务委员，与英国著名经验主义哲学家J.洛克私交甚密，因此，沙夫茨伯里自幼就受到了洛克的教导。不过，尽管沙夫茨伯里曾称洛克为自己的“朋友和养父”，但他许多重要的哲学理论都与洛克的思想大相径庭。沙夫茨伯里早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先后在英国众议院和上议院任职，1702年由于健康原因退出政坛移居欧洲大陆，将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1705～1710年，沙夫茨伯里创作完成了《论德性与价值》^[注]《道德主义者：哲学狂想曲》^[注]《关于激情的一封信》^[注]《共通感》^[注]等作品。1711年，沙夫茨伯里将其部分作品进行拓展，汇总在了《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注]这部三卷本著作中，构成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尽管沙夫茨伯里的作品多以散文和随笔的形式呈现，但他被视为道德情感论的奠基人，其关于道德感（moral sense）的探讨对18世纪的欧洲道德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沙夫茨伯里对当时的快乐主义（Hedonism）理论进行了批判，否认快乐是善而痛苦是恶的说法。他也否认美德必须要通过追求自我利益来实现。上述两种观点都在洛克的道德哲学中出现过，洛克认为，正确的行动是能够激发自己当前和长远快乐的行动，道德与人的自利（self-interest）密不可分。沙夫茨伯里提出了与洛克不同的观点。首先，沙夫茨伯里认为，“快乐是善（pleasure is good）”的说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他看来，“什么是善（good）”不是一个描述性问题，而是一个规范性问题，是一个关于“追求什么合适或正确”的问题。沙夫茨伯里指出，我们真正要寻找的并不是那些日常生活中可以说出的快乐，或者某些快乐主义者所说的更“高级”的快乐，我们要做的是去发现究竟是什么区别了快乐和痛苦，是什么使人变得冷漠、卑鄙。换言之，沙夫茨伯里认为，我们要找到使某物成为善的那些特征，对善进行定义，而不是直接把快乐描述为善。其次，沙夫茨伯里认为，美德就是要促进全人类的利益。他在《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中写道：“善（goodness）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热爱公众，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善好，促进整个世界的利益。”他反对“美德（virtue）源于自利”的观点，认为一个行为的价值就来自该行为动机的价值，好的（good）动机不可能产生邪恶的（evil）行动。由于自利的动机会激发人类的恶意行为，因此自利的动机本身就不可能是一个具有道德的（virtuous）动机，并且，由于自利并非是一个具有道德的动机，那么即便它驱使人们做出了正确的行为，这个行为也不可能是一个有道德的行为。

沙夫茨伯里认为，道德感是一种人类特有的能力。他将情感分为两类，一阶（first-order）情感就是意识到自己具有某种感情（affection），这种情感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二阶（second-order）情感则是一种以其他感情为对象的情感，我们对某个事物产生了一种感情，一旦我们意识到自己具有这种感情时，又可能对它产生另一种情感，例如，我们对处于极度贫困状况中的人产生了怜悯之情，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怜悯之时，又会对这种怜悯产生一种喜欢、赞赏等积极感觉，或产生厌恶、憎恶等消极感觉。在沙夫茨伯里看来，二阶情感是专属于人类的，这种感受二阶情感的能力就是人的“是非感”或“道德感”。沙夫茨伯里进一步指出，道德感就是在我们心中产生的对我们自己一阶情感的“喜欢”或“不喜欢”的感觉，当道德感发挥作用时，它会对促进人类福祉的情感产生一种积极感觉，对有损人类福祉的情感产生消极感觉，这就构成了我们对事物的道德判断。而由道德感产生的积极感受本身也可以激发行动，人们如果根据这种二阶感受去行动，其行为就是具有道德的（virtuous）行为。

沙夫茨伯里的道德理论在18世纪极具影响力，对F.哈奇森和D.休谟的道德情感理论，以及G.特恩布尔、J.巴特勒、I.康德等人的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随着20世纪分析哲学的兴起，沙夫茨伯里以修辞学和文学为主的写作风格被人们慢慢放弃，人们对其作品的关注度也逐渐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