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不仅古文影响巨大，诗歌成就也很高，桐城后学姚莹说：“海峰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继之，然后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及元明诸大家之美，无一不备。”（《桐旧集序》）钱锺书也说：“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谈艺录》）尽管他们将创始人归之于刘大櫆或姚范而有所不同，但都一致认可桐城诗派的存在。方东树认为，“近代真知诗文者，无如乡先辈刘海峰、姚薑坞、惜抱三先生”（《昭昧詹言》卷一），则刘大櫆、姚范与姚鼐实为桐城诗派的中坚。

桐城诗派重视诗歌表达真情实感，所以说“诗之为学，性情而已”（《昭昧詹言》卷一），但由于公安派与袁枚性灵派崇尚个性化的表达，趋于一己之私情的流露，桐城诗派为纠正其流弊，强调诗人的性情与人品相关联，人品的高下决定诗歌成就的高低，诗人胸中所蓄如果“高矣，广矣，远矣”，则诗与之为“高广且远”，因此“古之善为诗者，不自命为诗人者也”（姚鼐《荷塘诗集序》）。

在学诗的方法上，姚鼐一方面肯定模拟，另一方面也注重变化，先求似再求变，他教导从侄伯昂说：“若初学未能逼似，先求脱化，必全无成就。”只有“专模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如是数番之后，自能镕铸古人，自成一体”（《惜抱轩尺牍》卷八）。在取法对象上，姚鼐明确提出其论诗宗旨在于“镕铸唐宋”（《惜抱轩尺牍》卷四《与鲍双五》），即确立杜、韩、苏、黄四大典范，并将性情与学力、雄直之气势与蕴藉之神韵相结合，追求“深古雅健，耐人寻绎”的诗风（吴汝纶语）。为此，桐城诗派崇尚以古文之法为诗。古今诗家中，方东树最推崇韩、欧、苏三家七言古诗，就在于“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最不满陆游七古，缘其不解古文：“不解古文，不能作古诗，放翁所以不可人意也”。南宋以后，七古无大宗，就在于“古文之传绝”。论七律，也强调“诗与古文一也。不解文事，必不能当诗家著录”（《昭昧詹言》）。而这种文法主要就是“语不接而意接”的断法，以此制造阳刚阴柔相融合的气势，契合桐城诗派所追求的理想诗境。

桐城诸家之中，刘大櫆之诗喜用古文或虚字，拗折而一气流转，宏肆豪迈。姚鼐之诗古体主要学黄庭坚的奥峭，加以苏轼的平易，以文为诗的特点极为鲜明；律体则近于唐贤，含蓄蕴藉。张裕钊将其七律与施闰章五古、郑珍七古并推为一代之冠。方东树之诗好以比兴手法，语熟而意新，风趣又贴切。梅曾亮亦以文为诗，有跌宕起伏的阳刚之美，且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相结合。

刘大櫆、姚鼐的追随者众多，吴德旋、朱孝纯、鲍桂星、陈用光、姚莹、姚椿、曾国藩、张裕钊、姚濬昌、范当世等均为诗派中名家。桐城诗派出现后，性灵派逐渐消失，宋诗派的影响日益扩大，晚清宋诗运动可以说是在桐城诗派的推动下登上诗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