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题材类别的不同分为许多支科：描写历史故事与现实人物者称人物画，描写仙佛僧道者称道释画，描写社会风俗者称风俗画，描写妇女者称仕女画，肖像画称写真。又曾因画法样式上的区别分为若干类别：刻画工细勾勒着色者称工笔人物画，画法洗练纵逸者称简笔人物画或写意人物画，画风奔放水墨淋漓者称泼墨人物画，纯用线描或稍加墨染者称白描人物画，以线描为主但略施淡彩于头面手足者称吴装人物画。人物画是中国画里直接反映现实的画科，在体现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特点的同时也较全面、较充分地反映了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社会意识，在中国画各科中最富于认识价值与教育意义。

《钟馗图》（陈洪绶，苏州博物馆藏）

人物画的产生早于其他中国画科。据《孔子家语》记载，在周代即有劝善戒恶的历史人物壁画。至战国秦汉，以历史现实或神话中人物故事和人物活动为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与《人物御龙》帛画是已知最早的独幅人物画作品。其后大量出土的帛画、壁画、画像砖石，表现出这一时期人物画的兴盛发达。魏晋隋唐是中国人物画重要发展时期。魏晋时期，思想的解放，佛教的传入，玄学的风行，专业画家队伍的确立，促成人物画由略而精，宗教画尤为兴盛，出现了以顾恺之为代表的人物画大师，也出现了以《魏晋胜流画赞》《论画》为代表的人物画论，奠立了中国人物画的重要传统。盛唐时期吴道子则把人物宗教画推进到更富于表现力，也更生动感人的新境地。五代两宋是中国人物画深入发展的时期。随着宫廷画院的兴办，工笔重着色人物画更趋精美，又随着文人画的兴起，民间稿本被李公麟提高为一种被称为白描的绘画样式。宋代社会风俗画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故事画亦蓬勃发展。作品在体现对象的社会属性上，在表达人物内心的复杂性上，在宏伟的构图能力上，都有飞速进步。张择端的杰作《清明上河图》便产生于这一时期。自南宋受禅宗思想影响，写意人物画肇兴以来，中国人物画开始从重视教育认识功能转向重视审美作用，从为对象传神转向更多地抒发作者情感。仕女画、高士画大量出现。元明清时期，虽较多的文人画家转而致力于山水画与花鸟画，但接触民生，关心国事，具有萌芽状态反封建意识的文人或职业画家仍不乏人物画的优秀创作。明末的陈洪绶、清末的任伯年便是杰出的代表。现代的中国人物画，深入研究传统，广泛吸收外来技巧，表现新的时代生活。

《王蜀宫妓图》（明，唐寅）

中国人物画善于选择具有认识与教育意义的题材，也能在平凡而广泛的选材中开掘深意，给人以美的享受。对于人物美的认识与表现，侧重“神识风采”之美。其最名贵的传统素称传神或称为写真、写心、肖品，即通过足以显现人物内在本质的外形的描写，真实地展示不同人物的性格、个性与内心世界，同时也揭示其品格，反映其社会属性，并给以或尝试新的审美判断。为此，中国人物画家主张以神“君形”，紧紧抓住有利于传神的眼神、手势、身姿与重要细节，强调分别主次，有详有略，详于传情的面部手势而略于衣冠，详于人物活动及其顾盼呼应而略于环境描写，或只写人物而不图背景，或背景十分简略仅出示有助于点明环境的道具，或人物头面手足写实而衣着略带装饰，或背景用程式化手法而人物精细刻画。某些人物画为突出作者的独特感受，亦采取夸张变形的手法。在人物活动与环境景物的关系上，抒情性的作品往往借创造意境氛围烘托人物情态；叙事性的作品在采取横幅或长卷构图中，尤善于以环境景物或室内陈设划分空间，采用主体人物重复出现的方法，把发生在时间过程中的事件，一一铺叙，突破了统一时空的局限。人物画中使用的笔墨技巧与技法，一方面服从于形象的结构质感、量感与神情，另一方面也要传达作者的感情，同时还用以体现作者的个人风格。

《苏武牧羊》（任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