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以前，中国一直没有产生收字齐全、附有注释且检索方便的少数民族语言词典。当时的辞书在中国传统上叫作“字书”，体裁叫作“杂字体”，由编者搜集日常生活中或者某一特定领域里的部分词语，按照词义分类编写而成，也有些书的词语编排全然无序。这类书大多出自民间，旨在帮助读者学习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所以仅有两种语言的词语对译而没有详细介绍词语的意义和用法。这类书时代较早的是一批帮助汉语使用者学习鲜卑语的字书，著录见《隋书·经籍志》，但没有一部保存下来。今天能见到的有敦煌学研究所编写的《突厥语于阗语词汇》（P.2892）、《汉语于阗语词汇》（P.2927、S.5212a）和《汉藏对照词语》（S.2736、S.1000）。与此形式相同但编写目的不同的是9世纪初吐蕃政府组织编写的《翻译名义大集》，那部书旨在建立梵文佛教用语的藏译规范。

即使是在真正的字典出现之后，杂字体字书仍然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辞书的主流体裁。属于这一类的辞书主要有西夏骨勒茂才编写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元代火源洁编写的《华夷译语》，以及明清政府组织编写的近百种“译语”类字书。清乾隆年间所编少数民族“译语”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所以都以中央政府统一编印的调查字表为依据，也标志着这一体裁的最终定型。清代政府组织编写的多语种大型辞书也是在此基础上的扩展，其中涉及语种最多的是《御制五体清文鉴》。在此期间也出现过一些用于母语乡塾教学的辞书，其中仅仅按“义类”罗列单一语种的词语，没有给出其他语言的对译，例如西夏文的《三才杂字》和一些蒙古文的同类著作。

真正意义的少数民族语言词典大都是在唐代以后中原“韵书”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些词典或字典都是根据中原某部韵书改编，或者加进少数民族文字的注解，或者全书都改用少数民族文字。加进少数民族文字注解的如《清汉文海》，全部用少数民族文字改编的如西夏的《文海》。西夏的《文海》虽然参照党项语调整了韵部，且全书没有出现汉字，但其字义说解、反切注音乃至最终的雕版格式都与中原的《广韵》完全一致，模仿的痕迹非常明显。这类词典的编写工程巨大，凭学者一己之力难以完成，所以形成的作品不多。

20世纪中叶以后的大中型少数民族语言词典一般都是中国政府部门和教学科研单位组织编写的，词目、注音、释义和例句完全以现代词典为标准。由于任务的时间限制，许多词典的编者无暇处理大量的原始语料，只能从前代的词典中选取素材加以补充调整，例如《汉语—少数民族语词典》基本上都是根据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翻译改编而成。相比之下，中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小语种”由于没有历史记载可以搬用，迫使研究者只能通过实地考察来搜集语料，这样形成的词典虽然收词数量有限，不能服务于日常的语言学习，但其科研价值却是其他应用型词典无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