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历代流传，数量极大，门类繁多，同一种书经多次翻刻、传抄，版本繁杂，舛讹丛生，给后世利用和学术研究造成重重困难，因而古籍版本鉴定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工作。从事古籍版本鉴定需要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和版本学、目录学知识以及长期的实践经验。

是决定版刻时代的主要依据。汉字是方块字，不同时代写字用的笔和写法有所演变，刻工的操作方法与技术水平也随时代有所发展，在字体结构等方面形成时代特点与差异。例如，宋代刻本的字体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三体都有，但就时间而言，北宋早期多欧体，后期多颜体，南宋多柳体；就地区而言，汴梁本、浙本多欧体，蜀本多颜体，建本多柳体。元代刻本则多赵（孟頫）体。明代刻本以正德和嘉靖朝为界，之前承袭元风，多赵体字；之后模仿宋体字，向匠体字转变。清代刻本以康熙朝为界，早期字形长方，横细直粗，保留了明代硬体风格；之后硬体和软体字并存。除时代特征外，刻版印刷发展的地区还形成独有的地方风格。从事鉴定工作，必须熟悉各时期、不同地方的刀法特色，掌握常人不易觉察的字体同异要领，从而得出判定。

是刻书者在刻本上印有的宣传图书内容或申明版权的个性化印记。一般在书的每卷之后，也有印在序言或目录之后的，位置不定，数量不一。牌记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就字体而言，篆、隶、草、楷、行等各体都有，但以楷书居多；就形状而言，有长方形、正方形、亚字形、鼎形、钟形、爵形、碑形、幡形等，但以长方形居多；就字数而言，有详有略，详者数百字，略者短至数字；就内容而言，或反映刻书情况，或反映图书内容；就功用而言，或广告宣传，或申明版权。宋元以后多出现于坊刻本。元、明、清三代的私家、官府、书坊刻本使用较多，形成明显可资查考的依据。有些影刻、翻刻本也把原书牌记摹刻下来，所以要参照其他特征加以辨析。查核宋元牌记的工具书有林申清的《宋元书刻牌记图录》。

古籍大都有序跋。序在书首出现，其种类很多，有自序、他序、原刻序、重刻序等。古籍通常是一书一序，但有的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几经传刻，内容有所增删，往往造成一书多序的情况。跋在书后出现，多成于古籍流传过程中。序跋的内容多为阐扬本书著述的优长，记述刻、抄的经过和年代等。鉴定者可从序跋正文及署款判定该书版本年代及真伪、讹托。但须留意一书多刻时照刻底本的序跋以及抽撤刻书时序跋的情况。

宋、金、元、明、清的刻本，常在书中镌有刻版者的姓名。刻工姓名绝大多数刻在书口下方，也有刻在序后、目录后、凡例后或书后的。姓名有全称的，也有为了简化而单取其中一字的。古籍的刊刻通常是多人完成，有的一部书刻工多达数十人。由于从事刻书的工匠具有时代性和地区性，刻工姓名是了解版刻时代与地区的最直接依据，历来受版本学家的重视。但明、清一些影宋刻本，也把原刻本的刻工姓名摹刻下来，容易造成误认；同一刻工刻的书也有年代的不同，因此还须结合其他旁证以作出准确判断。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用字最讲避讳，其历史可追溯到先秦，如《礼记·曲礼上》云：“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秦汉时期避讳就已形成制度；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避讳极严；元代不甚讲究；明代早期也较宽松，万历以后渐严；清代避讳始于康熙，雍正、乾隆两朝最为严格。避讳种类包括君讳、圣讳、家讳、宪讳等。避讳方法主要有改字法、缺笔法、空字法等。因为避讳字具有时代性，后世古籍版本学家常以避讳字作为判定古籍大致出版年代的依据。但应注意翻刻、影刻本保留原书避讳字的情形。

由于刻书时代不同，书的行款版式变异较为鲜明，虽有交错、例外，但有基本规律可循，例如就边框栏线而言，宋代左右双边居多，四周单边极少；元代四周双边渐多，与左右双边并行，四周单边较为罕见；明代早期四周双边与左右双边并行，中期四周单边渐多，与左右双边、四周双边并行，后期四周单边居多；清代左右双边多，四周双边、四周单边也不少见。就书口（版心）而言，宋版书多为“白口”，而元版及明前期版本多用“黑口”，明中后期多“白口”。就行款而言，一种书的同一版本，无论印数多少，其行款都是一致的；而同种书的不同版本，除印刻外，其行款多数不同。而同一出版者同一时间段内刻印的系列成套的图书，其行款基本相同。因此，行款版式历来被视为古籍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之一（见雕版印刷文献、中国古籍形制）。

关于印本和写本书的用纸，前人没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很多纸不知其名称，而文献中提到的纸又难以与实物相联系，鉴定时所能根据的仅是纸质的精细厚薄，颜色的黄、白或灰以及帘纹宽狭而已。宋代有的浙刻本用白麻纸，纸质较匀净，有韧性；四川刻本也用白麻纸，有些纸质较粗，甚至有透空小孔。南宋初期福建印书所用竹纸，质地细润，纸色较白，但以后多用黄色竹纸，因而从宋、元到明代，黄纸成为福建印本的特征。明代以棉纸为贵，棉纸有厚薄之不同，纸质细润，白棉纸印书成为明代特色。明末出现了开化纸，纸质细白匀净；清代以开化纸印书最名贵，连史纸、竹纸应用亦多。宋以后，还有用公文纸（公牍纸）和其他册子、信札等旧纸的背面印书的，这些公文纸如载有年月也可借以推断印本的大致时代。总之，书籍的用纸是识别版本的一项依据，但要多作比较。

古籍上盖有某人的藏书印，说明该书曾为某人所藏。流传久远的，藏印随之增多，可从中看出文献收藏的源流。著名藏书家大多有书目传世，由藏书印对照其藏书目录有助于考核一书的版本。但藏印有真伪之别，有条件时，可将真伪藏印比较对照，细察印章篆法和印泥色泽，加以辨别。

古籍常经前人批校题跋。题跋中常包含目录学、版本学资料，对古籍鉴定有一定帮助。对待批校题跋应加分析，要以其本身质量、出自何人手笔，以及内容、字体来确定其可信程度，辨别其真伪。

各种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版刻的记载。一些书目、笔记中常有记述文献著述、流传情况，一些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收有当地的刻书目录。有些著述，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1有《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一文，就曾辨明元刊本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书中虽有王磬序，但并非元兴文署刻本。这些都是有益的旁证。

前人有关于伪书之说，是指某一种书假托为古人著作，不属版本鉴别的范围（见中国古籍辨伪）。当古籍作为商品买卖后，一些人为了牟利，通过种种手段，或把原书时代提早，或以残本充作全本，以提高书的价值。明代就已出现冒称宋版的情况。在鉴别古籍版本时，应时时注意作伪现象。作伪常见的手法有两种：一是利用明清以来的影宋刻本或质量较好的刻本，去掉原书的序跋牌记，以充宋刻。如明嘉靖四年王延喆刻本《史记》，是照宋本翻刻的。书中多处有王氏刻书牌记，多镌于某一卷之末。去掉牌记不易察觉，常被充作宋刻。二是在原书上加工作伪，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手法：①剜改原书版面，补刻另一书名。②剜改原书牌记，充作早期刻本。③剜改原书的目录和卷次，或去掉目录，以残本充全本。④假作牌记。⑤染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