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本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活字本指以活字排版直接印刷的书本，即活版印本。广义的活字本既包括活版印本，也包括以活字排版后，再制成整版（如泥版或以纸型浇铸铅版）而进行印刷的书本。

图书是记录和传播知识的工具，而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则是图书的一种重要生产技术，具体来说，它是把图文转移到载体之上的复制技术。中国早期发明的印刷术是将图文刻在整块木板上，制成版，然后在版上加墨印刷，称雕版印刷术或整版印刷术，这种印刷术至迟在唐代已出现，但具体发明时间至今没有定论。雕版印刷术每印一页书需雕造一面书版，人力物力浪费很大。为改进技术、节省资源，北宋庆历（1041～1048）年间，平民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据同时代科学家沈括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载，毕昇是以胶泥烧制单字排为“活版”而印书。《梦溪笔谈》详细介绍了毕昇造字、排字、刷印、贮字的方法，由此可知毕昇的发明是世界上首创的一整套活字印刷工艺技术。

宋元时代，继毕昇之后，不少人用泥、木、锡进行过各种造字实践活动，又用所造之字印刷过书籍。这一时期的活字本与活字存世稀少，其中20世纪发现的西夏文活字本佛教书籍已为学术界所认可，《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陆续公布了多部国内传本，另还有不少传本藏于域外。与此同时，20世纪初，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发现了960枚回鹘文木活字，今藏巴黎。其后，中国与俄国考古人员又陆续有新的发现，存世的回鹘文木活字现已逾千枚。而此时期的汉文活字本现尚存争议，如温州出土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有学者认为是北宋活字印本，也有学者认为是雕版印本。但宋元时期记载汉文活字印刷活动的文献已陆续发现不少。如北宋邓肃在《栟榈先生文集》中有“安得毕昇二板铁”诗句；南宋周必大在《周益文忠公集》中记载以“胶泥铜版”印自著《玉堂杂记》；元姚燧在《牧庵集》载蒙古时期姚枢教学生杨古用“沈氏活版”，刷印了《小学》《近思录》和《东莱经史说》等书；元王祯在《农书》中附《造活字印书法》一文，记录用瓦（泥）、锡、木造活字与排印的方法，并自述以所造木活字印刷过《旌德县志》百部；元李洧孙撰《知州马称德去思碑记》载马称德于元至治二年（1322）“活书板镂至十万字”，又据元至正《四明续志》载，此活字印成《大学衍义》一书。

清乾隆活字本《农书》

明代活字本有百多种存世，现存最早一部书是明弘治三年（1490）华燧会通馆“活字铜版”印本《会通馆印正宋诸臣奏议》，通常著录为铜活字印本，但有学者据有关文献记载推论它是锡活字印本而非铜活字印本，因而可称为金属活字印本。明代金属活字印本大部分出现于弘治至嘉靖间，如当时无锡华氏与安氏所印之书至今存世还较多。明代也有不少活字印本未著录制字材料，其中有造字材料不详的，也有不少为木活字印本。另外，明代陆深著《金台纪闻》中有用铜、铅为活字印书的记载，从技术层面看，中国活字印刷术当时是在不断进步的。

清代活字本相对前代来说存世数量较多，印刷方式也丰富多彩，历代出现的泥、木、锡、铜活字等都有应用。出现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清朝政府直接组织人力、物力造活字印书，如清廷雍正时用所造铜活字印制完成字数达1.6亿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造木活字印刷篇幅达数千卷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种政府直接参与的行为无形中带动了民间活字印刷术的运用与推广。在此时期出现了《红楼梦》《续资治通鉴长编》《海国图志》等活字本的传世之作，而吕抚、翟金生、林春祺等人以较大精力从事泥、铜活字制造或改进工作，传世之作虽不多，但风格各异，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活字印刷术在今天看来明显比雕版印刷术更为先进，但直到西方现代机械印刷术传入之前，中国印本图书长期是以雕版印本为主的。中国古代以活字排印的图书以家谱为多，除家谱外，活字本在中国古籍中仅占很少部分。虽然中国古代活字本总量有限，但内容广泛，经史子集丛五部皆备，如明活字印本《毛诗》《宋诸臣奏议》《墨子》《太平御览》《唐人集》，清活字印本《易例》《续资治通鉴长编》《红楼梦》《松鹤山房诗集》等，特别是清政府活字印刷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大型类书与丛书，是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的传世珍籍，说明活字本在中国古代也曾发挥过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活字印刷术诞生后陆续向周边国家传播。在朝鲜半岛，著名学者金宗直在《白氏文集新铸字跋》中写道：“活板之法始于沈括。”虽然将毕昇误为沈括，但说明《梦溪笔谈》早已传入朝鲜半岛并为该国学者所熟知。据文献记载，1234年高丽宰相崔怡用铸字印成《详定礼文》，据此认为朝鲜半岛从13世纪起出现活字印刷术，晚于毕昇“活版”，而高丽与宋朝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因而其受中国发明的影响并非没有可能。古代朝鲜半岛活字印刷术在政府主持与推动下不断发展起来，已知制造各类活字达数十次。16世纪末，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又由朝鲜传至日本，如1597年日本木活字印本《劝学文》称“此法出朝鲜”。越南古代又称安南。据明强晟《汝南诗话》记载，天顺间安南以“活字板”印明使臣钱溥与其国相等唱和诗集。19世纪中期，越南从中国买去木活字印刷《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等书，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与印刷用具一同传入越南。毕昇发明活字400年后，在1450年前后，德国人J.谷登堡研制出字模浇铸铅合金字母活字与木质印刷机，印刷《四十二行圣经》等书籍，开创了印刷机械化的先河。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是否对谷登堡研制铅合金活字有直接影响，尚存争议，但在此之前，中国的造纸术与雕版印刷术已传入欧洲，对欧洲印刷事业的开始显然具有重要影响。清代后期，西方铅印、石印等现代机械印刷术传入中国，《六合丛谈》《大美联邦志略》《格致汇编》等大量中文铅印本书刊陆续涌现，中国传统的手工雕版、活字印本与之并行一段时期，由于技术落后，最终为之所取代。如今，铅印本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世界进入了计算机“冷排”印本居于主流地位的新时代。

中国活字印刷术自11世纪问世以来得到不断改进，一直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出现过泥、木、锡、铜、铅等活字。在传统文献整理时，学术界依据活字材质对活字本进行版本类型著录，其中以铜、锡、铅、铁等材质的活字排印而成的书本可统称为“金属活字印本”。

以泥质活字排成印版，经敷墨覆纸刷印而成的书本。20世纪后期，甘肃武威出土西夏文印本《维摩诘所说经》，据专家考证为12世纪中期泥活字印本。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也发现有几种同时期西夏文泥活字印本。这些印本距毕昇“活版”约百年，证明毕昇的发明很快就传到中国西部地区。清代道光年间安徽泾县翟金生等人，用毕昇之法，经30年造成5种大小不同泥活字10万多个，排印出《泥版试印初编》《仙屏书屋初集诗录》等书。毕昇泥活字是雕刻上去的，但翟金生泥活字有以字模翻制而成的。

用磁（同瓷）土制版，火烧令坚，再敷墨覆纸刷印而成的书本。据清代王士禛《池北偶谈》“瓷易经”条记载，益都翟进士曾“集窑户造青瓷《易经》一部”，“如西安石刻十三经式”。此经当为青瓷观赏品而非印刷品。今传世古籍中，有清康熙末山东泰安徐志定真合斋磁版印本《周易说略》《蒿庵闲话》两部书，《周易说略》书名页横书“泰山磁版”四字，书序中有“偶创磁刊，坚致胜木”之语，《蒿庵闲话》卷一末有“真合斋磁版”五字。有学者根据书中断版现象，认为两书是整版而非磁活字印本。另清代金埴《巾箱说》记载，康熙五十六七年间，泰安州有士人“能锻泥成字，为活字版”。有不少学者认为此人指徐志定，所创磁版当与元代王祯《造活字印书法》所录将活字与薄泥入窑烧制成印版相近，由于是活字与整版相结合的制版工艺，因而磁版印本会有断版现象。

选用旧有阳文反字的木质雕版作为字源，将特制泥条的一端压于雕版的单个文字上，制成类似于铸字用字模的阴文正字泥质“字母”，再按照书的内容，检用对应的泥质“字母”压于特制的泥版上，制成阳文反字的泥质印版，其后敷墨覆纸刷印而成的书本。活字泥版工艺为清乾隆元年（1736）前后浙江新昌人吕抚所创，他用此法印刷了自著的《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书中记载制版印刷工艺甚详。这种以活字制整版再印刷的方式，如果不考虑字体及多人同时排印等因素，理论上无须造重复字就可排版刷印书籍。而吕抚在实际操作时，称制三千余字可印文章，制七千余字可印古书，这是中国古代以最少的汉文活字来印刷书籍的记录。同时，吕抚之法还克服了活字版不能保留整版的最大弊端，为世界已确知的泥版印刷之始。19世纪初，欧洲相继出现以铅活字版制作泥版或纸型再浇铸铅版的工艺，从而解决了铅活字版保留整版的问题，但仍需造重复之字。直到20世纪中后期，在世界范围内的主流文字印刷方式，还是铅活字与纸型浇铸铅版的组合模式。如果排除材料等因素，18世纪吕抚所创活字泥版印刷术，既能够保留整版，又无须造重复字，可以说其工艺理念是具有先进性的。

以木质活字排成印版，经敷墨覆纸刷印而成的书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宋人已尝试用木活字印书，但未成功。20世纪末，宁夏贺兰县出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和本续》，经专家考证为12世纪后期木活字印本。元朝王祯撰写《造活字印书法》附在其自著《农书》之后，除记录瓦（泥）、锡活字印书法外，主要叙述自制3万多个木活字与造转轮排字架之详情。王祯系统描述木活字印刷工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印刷史料。明清两代木活字印本存世较多，其中不少为家谱，存世达数千种。明弘治碧云馆活字印本《鹖冠子》是现存最早的汉文木活字印书实物。清乾隆时期金简主持刻制大小枣木活字25万余个，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金简把制造木活字印书的经过写成一部《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这是继王祯的记载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的记录木活字印刷术文献。相比而言，王祯是先刻字后分割成活字，活字直接排版印刷，而金简是先制成木子后刻成活字，其后用套格预先刷印格纸，再套刷活字版成书，实为活字套印本，其中大多为单墨色套印本，也有朱墨套印本。另外，清代多色活字套印本今也有存世。

以锡为材料制成活字，经排版刷印而成的古籍传本。王祯《造活字印书法》记载“近世又注（或作铸）锡作字”，说明至少在13世纪，中国已有人用锡活字印书，而欧洲至15世纪才出现金属活字印本。明代中期，华燧的传记资料有“范铜为版，镂锡为字”之语，而现存华燧印书却并未题“锡字”，仅称“活字铜版”，虽然通行古籍书目将此类型版本著录为“铜活字印本”，但有不少学者认为华氏会通馆印书实为“锡活字铜版”印本，原理与宋代毕昇发明的“泥活字铁版”相近。但无论如何，这些书是现存较早的中国金属活字印书，与欧洲15世纪“摇篮本”时代相近，因而十分珍贵。另外，据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记载，清道光咸丰年间，有广东邓姓印工铸锡活字3副20多万个，印刷彩票和书籍。书籍排版以黄铜做界行，因而实为锡活字铜版框。有学者研究，此套锡活字本现存有《三通》《十六国春秋》《陈同甫集》等书。

以铜质活字排成印版，经敷墨覆纸刷印而成的书本。在明代活字本古籍中，有数十种原书称为“活字铜版”或“铜版”等印本，最著名的是无锡华燧会通馆印书，主要有《宋诸臣奏议》《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等。华燧的侄子华坚的兰雪堂以“活字铜版”排印《白氏长庆集》《蔡中郎文集》《春秋繁露》等书。无锡安国使用“活字铜版”排印了《吴中水利通志》等书。此外，明代还有题为浙江“韩袭芳铜板印行”《诸葛孔明心书》、“建业张氏铜板印行”《开元天宝遗事》、“芝城铜板活字”《墨子》、“闽游氏仝板活字印”《太平御览》等书存世。以上各本在通行的古籍书目中多著录为铜活字印本。有学者认为“活字铜版”仅指版框材料为铜质，不能说活字一定是铜字，如华燧所用活字为锡字。清代康熙年间，内府已有铜活字，印成《律吕正义》《御制数理精蕴》《御定星历考原》等书。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印刷上万卷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铜活字印刷工程。清代民间也有铜活字印本传世。康熙前期，出现题为“吹藜阁同板”活字印本《文苑英华律赋选》，传统著录为铜活字印本，现有学者认为是木活字印本。康熙后期，有铜活字印本《松鹤山房集》存世。另外，古代朝鲜半岛在政府主持下，多次铸造铜活字印书，现有不少活字与活字印本存世。

以铅质活字制版，经敷墨覆纸刷印而成的书本。明代弘治正德间，陆深在《金台纪闻》中有“近时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之语，但至今尚未发现相关印本存世。在后代著述中，一般认为陆深所记指以铜与铅分别制造活字，而现代有学者认为此语似指以铜与铅合金制造活字。据《文献撮录》记载，朝鲜在1436年“范铅为字”印《通鉴纲目》，且有印本传世。其后，谷登堡在1450年前后以铅合金铸造活字排版，并用木质印刷机械代替手工刷印书籍，此为西方现代印刷术之始。朝鲜与西方铅活字皆出现于陆深记载之前。西方铅活字印刷术迅速传播，数百年间成为世界上主流的印刷方式。在传统版本目录学著述中，将以东方古代铅活字手工排印的书籍称为铅活字印本，而将西方现代铅合金活字排版并用机械印刷的书籍著录为铅印本。最早将西式铅印技术传入中国的是西方传教士。1588年，欧洲传教士在澳门建立印刷社，其后出版拉丁文《基督教儿童与少年避难所》等书，这是在中国首次采用西方铅活字印刷的书籍。1815～1823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著的世界首部汉英双语对照字典——《华英字典》在澳门陆续印刷出版，所用英文铅活字为西法铸造，但中文铅活字是以旧法雕刻而成的。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以西法铸造与旧法雕刻的中文铅活字混合排版印刷。1884年，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制扁体中文铅字，出版《古今图书集成》等书。这些在中国较早采用西方铅印技术的出版机构，所用中文铅活字可分为两类：一为整体字，即一个活字代表一个汉字；一为拼合字，又称叠积字，是将汉字的左右或上下结构分别制成铅字，其后拼合成完整汉字而印刷书籍。光绪年间，日本人在上海办的修文印书局传入了纸型制铅版技术，这是活字版与整版相结合的制版工艺。在晚清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兴办的京师同文馆与江南制造局先后设立印书处，都备有中、西文铅活字和印刷机。1897年，创办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是具有较大规模的民营现代印刷出版机构，该馆引进当时世界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并陆续创制精美的中文新字体，铸造大量铅活字供应国内各处使用，其后西方人所造的旧式中文铅活字渐被淘汰，中国现代民族印刷业逐步发展起来。

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活字印刷术自11世纪由毕昇发明后，陆续向外传播，在东西方能工巧匠的共同努力下，从15世纪至20世纪陆续成为世界范围生产图书的主要印刷方式，并形成一种庞大的印刷工业，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触知识、摆脱愚昩，走向更为理性的新世界，从而推动包括近现代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文明向前发展。可以说诞生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过积极影响。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