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时角度的词汇化又称词化，指在语言系统中将概念转化为词的模式，以L.塔米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共时词汇化与认知方式相关，说不同语言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词汇化方式。比如，不同语言对某一特定的运动事件类型所进行的词汇化方式不同，据此可以将语言分为具有普遍类型学意义的两类：卫星框架型语言和动词框架型语言。卫星框架型语言包括英语等大多数印欧语系语言（不包括罗曼语族在内）、芬兰-乌戈尔语族、奥杰布瓦语等。这类语言中一个运动事件的词汇化常常是用一个同时包括“运动”和“方式”这两个语义要素的单独的动词词根（或词位）进行表达，而且往往需要将“路径”这一语义要素用其他成分如小品词或词缀等独立表示出来，后者就像卫星一样围绕前者运行。动词框架型语言包括罗曼语族、闪含语、日语、波利尼西亚语等。这类语言中一个运动事件的词汇化经常是用一个同时包含“运动”和“路径”这两个语义要素的独立词位，但表达“方式”这一语义要素要用其他相关形式。可见，共时的词汇化模式体现了说不同语言的人将相同的语义内容编码为词汇项的不同方式。

历时角度的词汇化基本可归入历史语言学领域，不同的学者也有各种不尽相同的定义。

较为狭窄的定义，指从语法性成分变为词汇性成分，或者从虚化程度较高的成分变为虚化程度较低的成分，是一种与语法化相反的语言演变过程，又称去语法化（degrammaticalization）。如英语中的-etic和-emic，两者原是phonetics（语音学）和phonemics（音位学）的后缀，现已分别词汇化为etic和emic，其意义分别为“非位学”和“位学／素学”。

范围较广的定义，指一个语言形式进入词库，成为词库中储存的规约性成分和整体性单位。这里，词库中的形式一般指的是实词性的成分。以L.J.布林顿和E.C.特劳格特的在2005年的论述为代表。在这种定义下，词汇化的输入端可以是构词、句法结构甚至语法性项目，输出端可以是任何实义（词汇性）形式。这是从演变的结果来定义词汇化，认为凡是变成词汇性成分的变化就是词汇化；与之形成对比，凡是变成语法性成分的变化就是语法化。

董秀芳定义的词汇化也是比较宽泛的，指从非词形式变为词的过程，而这里的词包括了实词和虚词，有一些演变结果为虚词的变化也被纳入“词汇化”的范畴来讨论。只要变化的过程涉及从分立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变为一个独立的词，就可以算作“词汇化”。从汉语史上看，同一类短语或句法结构，既有变成实词的，也有变成虚词的，演变机制差异不大，这是从过程上都把它们看作词汇化的一个原因。比如“可能”是一个虚词，“可爱”是一个实词，但是二者都是虚词“可”和其后动词发生词汇化而产生的，演变机制是相同的。

与布林顿和特劳格特不同，董秀芳不将构词法包括进词汇化中，而是将二者区分开来，认为词汇化是历时的变化过程，而构词法是共时的生成规则。经词汇化产生的词要经历一定的时间过程，从非词形式慢慢演变成词；而经构词法产生的词一出现即是词，不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但是词汇化和构词法也有一定关联：一些反复发生的形式上类似的词汇化过程，可能慢慢固化为构词法模式，继而批量产生新词。

文献中提到的从历时演变角度着眼的词汇化有这样几类：①分立的两个或几个词变为一个词汇成分。比如，英语的名词holiday（假期）来自短语 holy day（神圣的日子）。②原来能产的构词成分（词缀）被重新分析为词根的一部分。比如，原始日耳曼语中由使成后缀*-ej-a构成的派生词在大多数后代语中都被重新分析成了单语素词，原来的后缀成为词根的语音构成成分。③能产的构词成分（经常是黏着的）的产生。比如，英语中名词性的派生后缀-dom来源于古英语的词dom（义为“判断，权威”）；英语的副词后缀-ly来源于古英语的词lic（义为“身体，形式”）；汉语的名词性后缀“子”来源于表示“孩子”的独立的词。④从一个词分裂出另一个词，原来的词仍然可以独立使用。比如英语中的mouse在产生出“鼠标”义之后就分裂为两个词，各有不同的复数形式，表示老鼠的mouse的复数形式是mice，表示鼠标的mouse的复数形式是规则性的mouses；英语up从副词用法分裂出动词用法（如to up/向上）和名词用法（如ups and downs/起起伏伏）。⑤词缀变为独立的词。比如，英语的名词性后缀-ism在一些情况下可以用为名词，义为“主义”。实际上，只有①②两种才是典型的词汇化，是经常发生的跨语言存在的词汇化类型。③④两种都可以做其他分析。第⑤种是比较少见的类型，只是非常偶然地发生。

董秀芳对汉语词汇化现象进行的研究主要与①②这两种类型有关。对类型①讨论最多，在汉语中这种类型又可以细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由实词组成的短语演变为词。比如，“后悔”原来是由时间词“后”与动词“悔”组成的偏正短语，经词汇化后变成了一个动词。汉语中所有的短语类型都有可能发生词汇化。第二种，由虚词和实词组成的句法结构演变为词。比如，“所有”最初是名词化标记“所”和动词“有”组成的句法结构，指的是“所存在或所拥有的东西”，经词汇化后变成一个全称量化词，义为“全部”。句法结构的词汇化与其中包含的虚词的语法功能衰落有关。第三种，跨层结构的词汇化，即不在同一句法层次上而仅在线性顺序上相连的词语串演变为词。比如，“否则”中“否”原是一个否定性谓词，“则”是一个连词，二者原来并不在一个句法层次上，不构成一个句法单位，经词汇化之后变成了一个连词。跨层结构的词汇化必须发生在特定的构式中，且发生词汇化的必须是构式中可以激活整个构式语义的关键性部分。董秀芳将类型②，即词缀功能失落变为不可分析的词内成分从而造成原来的派生词失去内部结构的现象，看作“进一步词汇化”。在这种情形里，起始形式已经是词，与起始形式不是词的词汇化看起来有一定差别，但从变化性质上看，也是从理据清晰到理据模糊，从分立到融合的变化。

与语法化一样，词汇化的演变也具有渐变性，包括形式的逐渐消减、融合（fusion）以及组构性语义的逐渐消失。随着词汇化过程的深入，一个形式会逐渐脱离其原来所属的范畴，获得越来越多的词的特征，从非词变为不太典型的词再逐渐变为更典型的词。处在不同演变阶段的形式可以有不同的词汇化程度。

发生词汇化的主要原因是认知上的心理组块、句法演变、隐喻、转喻、用典或称引等。

历时发生的词汇化现象具有普遍性，在不同语言中，在同一语言的不同时期广泛存在。

词汇化和语法化都是语言演变中的常见现象。对于二者的关系，学术界有比较多的讨论。

词汇化与语法化具有一定的平行性，词汇化和语法化中都存在着形式的融合与去理据性，在自然话语的组合片段中发生，以高频使用为基础，是一种仪式化的过程。词汇化与语法化在实际发生的过程上也可能是相继进行的。一方面，词汇化可以在语法化的基础上发生。T.吉冯指出了以下的演变链条：话语构成＞句法化（语法化）＞词汇化。这是将词汇化看作语法化的进一步演变。董秀芳认为，汉语中不少实词在语法化为虚词之后，又进一步变为词内的组成部分，但不是变为屈折词缀，而是转变为不贡献语义的词内组成成分，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在语法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词汇化。比如，“着”先从动词变为体标记，后来又发生了词汇化，变为“按着”“随着”等介词的词内成分。另一方面，语法化也可以在词汇化的基础上进行。比如，汉语中的短语有的先变为实词，然后再变为虚词，这就是在词汇化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生了语法化。

词汇化与语法化也存在差异，二者的差异不能仅从演变结果上来区分，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变化过程的特点上。词汇化和语法化存在以下一些不同：①词汇化是在与特定成分的组配中发生的，词汇化后的形式与相邻成分的组配是有限的，词汇化不造成某类组合的能产性增强，往往是某类组合能产性降低的结果。语法化往往是在某个特定成分与一类形式组配的环境中发生的，语法化后的形式在组配能力上增强，语法化的完成一定伴随一个类推扩展的过程，即语法化了的形式可以出现在其原先不能出现的语境中。②语法化总是包括语义的宽泛化，而词汇化则不一定。③语法化中发生变化的往往只是一个成分（虽然变化是在结构中发生的），而词汇化则往往涉及两个成分，是两个成分合为一个成分的变化（除了语法性成分变为词汇性成分的这种极特殊的情况，这种情况可以只涉及一个成分）。④词汇化是使一个形式从分析走向综合的过程，形式中原有的结构关系消失，只能对这个形式从整体上加以处理；而语法化的结果则是形成语法性成分，从而能够显性标明某种结构关系，使某种结构具有可分析性和规则性。另外，从总体上来看，语法化更具系统性和跨语言的一致性，而词汇化则受到更多特异性因素的制约，与语言的特定结构相关，更多呈现出不同语言类型的差异。

对于一些现象是词汇化还是语法化，学者们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例如，对来源于复合词根的派生词缀的形成（如英语的had＞-hood/表达属性的后缀），有的学者认为是语法化，有的学者认为是词汇化。对于一些固定短语的形成，如组构谓词（如lose sight of/看不到，无视）、复杂介词、复杂从属连词以及插入语或话语标记等，有些学者认为是通过语法化形成的，也有些学者认为是通过词汇化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