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时的层次上看，词义可以分为本义和引申义。本义指词语最初的意义，引申义指从本义引申出来的意义。

关于新的词义生成方式有几种说法：

清代学者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把多义词的义项分为“本义”“转注（引申）”和“假借”三类，揭示了多义词词义系统的内部构成。引申是指一个词从原来的意义发展出了新的意义。新获得的意义与原来的意义之间是有联系的。词义的引申模式可以是链条式的，也可以是辐射式的。所谓链条式，即一个词从原来的a义发展出b义，又从b义发展出c义，再从c义发展出d义，依此类推。所谓辐射式，是指从a义发展出b义、c义、d义等多个意义。从当代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语义引申背后的机制主要有隐喻和转喻两种。隐喻基于相似性，是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映射。人们对一个新事物的理解往往是基于对另一个已经熟悉的事物的理解，因此人们往往用讨论已知的某个事物的方式来讨论某个新的事物。语言中充满隐喻，词义经常会由于隐喻而发生引申。比如，“深”从指水面到水底的距离大到指内容的复杂就是一个隐喻，水深则难以到达底部，内容深人们就难以透彻地了解其本质，这是二者的相似之处，因此“深”的这个词义引申是基于隐喻的。

转喻基于相关性，往往是用一个事物来代替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事物。比如工具和工具的功能是相关的，因此表示工具的名词经常可以表示工具所完成的动作。比如，“锯”可以指锯子，作名词，也可以指用锯子锯东西的动作，作动词。

假借是指用一个词的形式来表达与它同音或音近的另一个词的意义，所表达的新意义与这个词本来的意义没有什么联系。这种情况类似于写了一个别字。在古文献中，有些假借偶然出现，而有些假借则十分常见，比如“信”经常假借表示“伸”，“罢”经常假借为“疲”，“莫”经常假借为“暮”等。这些经常出现的假借义就比较值得注意，因为它与词的固定含义就会变得比较接近了。

引申与假借性质差别很大。引申是语义的自然发展，假借实际只是文字问题，或者说是一种人为的用词方式。引申是符合人的认知规律的，是有理据的，而假借则只是借助于同音（包括近音）关系来表义，假借义与原义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的。

传统上一般把词义的变迁分为三种情况：词义扩大、词义缩小、词义转移。这三种情况都是词义引申的结果。这是从词义范围方面来谈词义的变化。词义扩大是词义原来的意义范围扩大了，或词义的外延扩大了，比如在古代汉语中“河”专指黄河，后来泛指所有的河流；词义缩小是词义原来的意义范围后来缩小了，或词义的外延缩小了，如在古代汉语中“禽”泛指所有的动物，后来专指鸟类；词义转移是指词义演变为与原来的词义不具有类属包含关系的另一个类，比如“兵”在古代汉语中原来指武器，后来指士兵。在词义扩大、词义缩小这两类中，词的语法类属不会发生变化，而词义转移这一类，词的语法类属可以不发生变化，如“兵”；也可以发生变化，如可以由名词变为动词，比如“顶”从指“头顶”这一名词意义发展出“用头或角撞击物体”这一动词意义。

从义素分析的角度看，一个词的中心义素不变，限定义素减少，就是词义的扩大。如果中心义素不变，限定义素增加，就是词义缩小。如果中心义素改变，就是词义的转移。

扩大、缩小、转移虽然是一种影响比较大的对词义发展变化的说明，但这只是词义变化从词义范围角度来讲的三种逻辑可能性。扩大、缩小和转移实际上只是词义演变的结果，并没有概括出词义变化的规律，没有指出词义变化的方向，没有区分出可能的、常见的词义变化与不可能的或罕见的词义变化，理论意义并不大。

当代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语义的演变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方向性，比如，从空间义发展出时间义很常见，但是相反的演变，即从时间义发展出空间义却没有或十分罕见。

一个词的词义可能在其所处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中发生变化。一个词的词义可能受到经常与它连用的词的影响，这是在组合关系中的变化（见词义沾染、组合同化）；一个词也可能受到与其同义或与其反义的词的影响，这是在聚合关系中发生的变化（见相因生义、词义渗透、同步引申）。

简缩是用简短的形式表达相同的语义。简缩后的形式可能形成新的词义。例如，“先生”可以简缩为“生”，《汉书·贡禹传》：“生有伯夷之廉。”注：“生谓先生也。”“生”后来又指儒者，《史记·儒林列传》：“言礼自鲁高堂生。”索隐：“自汉以来儒者皆谓生。”这是从先生义扩展到了儒生义。以后，“先生”“儒生”就成了“生”这个词的一个词义。这个词义和“生”的原意“生育”“出生”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它是由“先生”简缩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