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国地理学家任美锷在其专著《建设地理新论》中，首先提出建设地理学概念，并指出经济建设是中国最迫切的工作，建设的计划和方针与地理有关，需要用地理学的眼光来研究和拟定；地理学要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服务，地理学要解决重大经济建设问题，其应用可以称为“建设地理学”；建设地理学是应用地理学原理，为实现一定地区范围内经济建设和开发目标而拟定总体部署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苏联地理学家I.P.格拉西莫夫也提出建设地理学思想，主张地理学研究人与自然或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规律。1960年，格拉西莫夫在《苏联地理学发展的理论和任务》一书中，指出传统的描述性、认识性方向已不能适应需要，地理学的主要方向应是建设方向，即应用方向，指出建设地理学是研究合理利用及保护地球资源和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环境的科学；试图从全新的理论高度，采用先进的科学方法，研究自然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变化，确立地理学中的建设-改造-预报方向，以期有效地改造和与管理自然资源和环境。1976年，格拉西莫夫又出版了《苏联建设地理学的任务、方法和结果》，对建设地理学再次做了全面阐述；他认为，建设地理学可以为人类改造环境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从而有益于社会；将建设地理学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环境改造规划研究中，从而有效的利用自然资源。1975～1980年，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出版了15期《建设地理学问题》。80年代，中国科学家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概念，认为地理建设是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电力、气象预报、环境保护、水资源、城市建设、灾害预报与防治等。1991年，中国地理学会在陕西省渭南市举行“自然地理学与建设地理学”学术讨论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建设地理学是地理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新方向，其任务是研究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经济评价，研究自然灾害的预报、防护和减缓措施，研究经济增长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研究自然环境的保护、改造及有关工程建设等地理问题。陈传康在会上提出建设地理学主要研究区域综合开发和发展战略的主张。

建设地理学强调地理研究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直接参与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生态发展规划的制定，并提供具体的建议、数据和实施方案；重视“人-社会-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地理学的综合性认知，从整体上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中国地理学家进行了广泛的建设地理学研究和实践，例如，组织和参与完成了国家一系列重大的关于中国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农业发展、工业布局方面的调查研究任务，包括大规模的地区综合考察、综合自然区划、农业区划、城市经济区划、黄淮海平原的综合治理、国土规划和发展战略研究等，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决策建议和科学依据。在诸如农业生产条件分析、国土调查、资源开发、生产力布局、环境整治、区域规划、城市规划等国家建设的重大问题中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面对新时代的国家需求，建设地理学又在区域可持续发展、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国土整治和资源保育、区域发展规划、生态与环境建设与保护规划、自然资源开发规划、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城市发展规划，以及土地资源的详查、区域减灾方案、城乡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建设地理学也为国家重大工程决策提供科学支撑，为工程建设及运行中的各种生态影响提供预案。例如，在青藏铁路工程建设中，从选线、施工场地选址、施工时段安排等方面提出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工程建设对自然保护的冲击；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和建成后，一直进行环境监测、环境脆弱性和生态安全的评估，以及环境效应的追踪研究。又如，开展了南水北调工程对沿线生态与环境影响的评价、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规划设计、西气东输工程沿线地区不同类型区生态恢复规划等重大工程建设的地理学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