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尚北道奉化人，李穑的弟子，被誉为“东方真儒”。他于1362年中进士第，翌年任忠州司录，从而开始了坎坷的政治生涯。在高丽朝历任成均馆博士、成均馆司艺、艺文广教、三司右使、右军都总制使等官职。在两朝交替时期，作为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与李成桂相互配合，1392年拥立李成桂建立新王朝成为朝鲜朝的开国功臣，并在建立新朝的各项制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郑道传的墨迹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从哲理和教义上对佛教进行了深刻地批驳。这是他主要的理论贡献。《高丽史》载，同时代的名儒朴础对他评价道：“郑道传发挥天人性命之渊源，倡明孔孟程朱之道，辟浮屠百代之诳诱，开三韩千古之迷惑，斥异端，息邪学，明天理而正人心，吾东方真一人而已。”在排佛的过程中，郑氏批判地吸收程朱理学思想，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性理学体系。在道器说方面，他以形上、形下区分道器的同时，还强调了二者的不离不杂性。即道虽不杂于器，亦不离于器。并以此为基础批评了佛教，指出佛教昧于道器之辨，视道器为二物。主张佛教“道与器岐而二之”的“道器”两极化的思想，此思想根于其“万法唯识”“诸相非相”观念，结果导致“以器为道”，使“道”落于形而下者之器。这表明，郑道传不仅对程朱的道器说有准确的理解，而且对佛教理论要害处亦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在其哲学著述中，对心性的论述所占的比重较多，如《佛氏杂辨》十九篇文章中“佛氏心性之辨”“佛氏心迹之辨”“儒佛同异之辨”“辟异端之辨”，以及《心气理篇》《心问天答》等都集中涉及了“心性”问题。关于“心”，《心难气》篇中写道：“心者，合理与气，以为一身神明之舍。朱子所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愚以为惟虚，故具众理；惟灵，故应万事。”这里指出，“心”为理气之合，是一身神明之舍。此时的心中之理为心之所禀之德，即“理者，心之所禀之德而气之所由生者也”。“德”，即为仁义礼智之性，天之所令而人之所得者。进而，在《心问》篇中指出：“始者赋命之初，必与人以仁义礼智之性，是欲使人循是性而为善也。”主张，若以义理存心而涵养的话，可以无物欲之弊，全体虚明而大用不差。由此，郑道传提出“志帅气卒”的思想。他写道：“志吾之帅，气吾徒卒。皆不坚守，弃臣从敌，以臣之微，孤立单薄。”可见，他是以程朱心性学说为基础展开的对佛教“性空”论的批评，并得出“佛氏虚，吾儒实。佛氏二，吾儒一；佛氏间断，吾儒连续”的结论。郑道传批佛论主要集中反映在其著作《佛氏杂辨》中，他在书中对佛教观点逐一批驳、辩解。在同佛教的论战中，系统发挥了朱子学的观点。此文写于1398年，郑道传围绕19个问题展开分析论述。①佛氏轮回之辨；②佛氏因果之辨；③佛氏心性之辨；④佛氏作用是非之辨；⑤佛氏心迹之辨；⑥佛氏昧于道器之辨；⑦佛氏毁弃人伦之辨；⑧佛氏慈悲之辨；⑨佛氏真假之辨；⑩佛氏地狱之辨；⑪佛氏祸福之辨；⑫佛氏乞食之辨；⑬佛氏禅教之辨；⑭儒释同异之辨；⑮佛法入中国；⑯事佛得祸；⑰舍天道而谈佛果；⑱事佛甚谨年代尤促；⑲辟异端之辨。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郑道传对佛教的批判是相当系统而全面。他在反对佛教“轮回”“因果”等基本教义和内容的过程中，提出天地万物皆由“气”形成的气化论观点。

郑道传是丽末鲜初斥佛论思想的集大成者，通过他对佛教教义的系统而全面的批判，朱子学得以获得官学的地位，成为朝鲜朝的官方哲学。而且，通过他的积极阐发和努力，朱子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等领域的诸多观念和思想亦在此后朝鲜朝性理学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其哲学方面主要代表作有《心气理篇》《佛氏杂辨》等，均收入《三峰集》（14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