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使用坠琴（又名坠子弦、坠胡）伴奏而得名。流行于河南等中原地区和华北的部分省市。一般认为，形成时间约在清道光年间，形成缘起为开封的三弦书艺人乔治山在行艺时，不意将小鼓三弦弄掉一根弦，只好变弹拨伴奏为弓弦伴奏，使得原先使用三弦的“弦不随腔”伴奏说唱，变成了特制坠胡“托腔坠字”伴奏说唱。又因他经常自拉自唱的节目名叫《玉虎坠》，人们于是称他的这种伴奏说唱方式为“坠子书”。此种表演形式流入安徽太和县之后，与当地流行的道情唱腔相结合，后又回流至河南东部一带，逐渐发展定型为后来通常所称的河南坠子形式。

河南坠子使用河南方音说唱相间表演，以唱为主，唱中夹说。所用唱腔为板腔体，主要包括平腔、快扎板、武板、五字坎、垛板等板式。早期艺人均为男性，著名的有将坠子书带到安徽太和的郭成德，有从道情说唱改为坠子书表演的薛玉湘、赵明堂、胡明善、徐振东、艾宝莲等。中华民国初年，又有孙民德、冯治邦、党治法以及刘世禄、程万林、高治安等在开封和郑州一带享名。常演节目为《偷石榴》《小姑贤》《三打四劝》《王麻休妻》等“段儿书”，和移植自道情的《回龙传》《响马传》《五虎平西》《狸猫换太子》等“长篇书”。

辛亥革命后，随着男女平等思想的不断深入人心，河南坠子表演开始出现了女性艺人。已知最早的一批女艺人为从开封相国寺出道登场的张三妞和尹凤宝等。她们的出现以及家班的形成，使得河南坠子的表演方式，在通常自拉自唱的表演之外，出现了男拉女唱或男女对唱的方式。不久河南坠子即传入京津等大城市，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河南的南乐、大名和清丰一带享名的乔利元和乔清秀夫妇，应邀赴天津演出；又有董桂枝、程玉兰等名演员随后而至。她们在天津既坐场演出又灌制唱片，影响日隆。其中乔清秀和乔利元的搭档演出风格独具、节奏流畅、吐字清脆、唱腔婉转，人称“小口”“巧口”“乔派”；程玉兰的表演以板眼规整、深沉含蓄见长，人称“老口”“程派”；董桂枝的表演嗓音圆润、朴实明朗，人称“大口”“董派”。但女演员的出现，使河南坠子的表演在大城市里的发展趋向短段“唱曲”，虽然丰富了唱腔旋律，扩展了唱腔音域，提高了伴奏技巧，但也丢失了长篇节目说唱相间表演的“说书”特质与优势。在河南本地，当时比较著名的艺人，有擅演“风情书”的赵言祥，擅演《三国》段子的张治坤，号称商丘“四大名演”之一的李凤鸣等。女艺人则有以表演细腻见长的刘明枝，以表演妩媚著称的刘桂枝，和以表演豪放夺人的刘宗琴。她们三位同时以擅演长篇节目享名，时人称为“郑州三刘”。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坠子相继传入上海、沈阳、西安、兰州、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地，成为中国流行最广的曲艺形式之一。

河南坠子的伴奏击节乐器，有专职伴奏者使用的脚梆和坠琴，以及主演使用的简板、铰子、矮脚书鼓与醒木等。其中，由道情改演河南坠子的艺人多用简板击节；由三弦书改演河南坠子的艺人多用铰子击节；而由大鼓书改演河南坠子的艺人则多用矮脚书鼓；至于醒木，多为说唱长篇节目时使用。演出方式除早期一个人演出的“单口”，和后来发展为双人演出的“对口”，还有三个人搭档演出的“群口”，并各有适宜的节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河南坠子的创作和表演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名家名作。王树德及其《黄道翻身桥》、刘宗琴及其《李逵夺鱼》、赵铮及其《摘棉花》《双枪老太婆》、宋爱华及其《双赶车》等，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及节目。

河南坠子（北京曲艺曲剧团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