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空间广阔，风格多样，具有强烈的宗教性。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从材质上看，印度建筑主要是石建筑；从主题上看，则既有印度教建筑，也有佛教建筑和耆那教建筑，还有伊斯兰教建筑，以及现代建筑。无论在哪一领域，印度建筑都取得了非凡而独特的成就。
印度建筑
/Indian architecture/
最后更新 202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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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印度境内的造型艺术之一。
印度最早的建筑出现在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是当时两座规模很大的城市。它们出现在公元前第三千纪至第二千纪。从摩亨佐达罗遗址看，古城建筑规划相当和谐统一。街道纵横交错，南北方向为干路。民居整齐有序，大多有水井、浴室和排水管道。有的住宅分为上下两层。全城排水系统完善。可能为宗教目的而建的大浴池十分有名，池底还做了防渗漏技术处理。在1000年之内，这座古城曾七度修建。砖是建筑的基本材料。
印度建筑艺术的真正开端是在孔雀王朝时期。这一时期的建筑遗存不多，但它们却对后世的印度教建筑产生了深刻影响。阿育王石柱被认为是印度最早的石建筑，曾广泛分布于孔雀帝国的许多地方。从建筑角度讲，阿育王石柱显然是象征主义的，它象征着宇宙之轴。在印度各地曾先后发现30余根阿育王石柱，但它们多已残破或倾覆。不过，在今比哈尔邦靠近印度与尼泊尔边境的劳里亚南丹加尔，还可看到一根巍然耸立的阿育王石柱。约建于公元前242～前241年。阿育王石柱多为整块砂石雕造，高度一般为12～15米左右，重约50吨。柱头雕饰狮、象、牛一类动物，柱身镌刻诰文，或铭记政事，或弘扬正法。它是雕刻艺术和建筑艺术的综合。
阿育王时期另一种重要建筑是佛塔。传说这位虔诚信佛的皇帝曾“敕建八万四千塔”，以分散保存佛舍利。此数虽然未必确切，但阿育王时代无疑造塔成风。今中央邦首府博帕尔附近的桑奇大塔是印度早期佛塔建筑的典型范例。其核心部分直径约36米，高约16米。大塔中心半球形覆钵，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即阿育王时代。在孔雀王朝之后的巽伽王朝时期，在大塔覆钵土墩外面垒砌砖石，涂以灰泥，顶上添建一方平台和三层伞盖，底部构筑沙石台基、双重扶梯、右绕甬道和围栏，始具现今规模。安度罗王朝时代，又在大塔围栏四方陆续建成4座沙石塔门。桑奇大塔的建造和完善前后跨越4个世纪，历时近300年。它对后来的佛塔建筑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与释迦牟尼涅槃前重要活动有关的地方逐渐成为圣地，寺庙和佛塔次第兴建。安放舍利的佛塔象征着佛陀法体，众多的佛塔则象征着佛陀法体无所不在。
今比哈尔邦伽耶城南10余千米处的摩诃菩提寺也是一座著名的佛教建筑。相传释迦牟尼曾在此地的菩提树下静坐悟道。它与桑奇大塔约建造于同一时期。大菩提寺大塔规模宏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此塔“高百六十尺，下基面广二十余步，垒以青砖，涂以石灰。层龛皆有金像，四壁镂作奇制”。1882年，该塔修复。塔身凌空耸峙于边长15米的方形基座之上，中央角锥形主塔的塔顶高达50米，四角4座小塔，高度约为主塔的1/3，形状也与主塔相似，给人以大小相形与和谐统一之感。
后来的佛教建筑主要是寺院和石窟寺，散见于印度各地。其中最著名的寺院有位于今比哈尔邦巴特那市东南的那烂陀寺。该寺建于5世纪上半叶笈多王朝时期，是印度佛教学术中心，后屡有扩建，规模宏大，殿宇壮观，声闻海外。寺内宝彩、宝海、宝洋三大殿，实际是藏书甚丰的图书馆，其中宝洋殿高达9层，极其壮观。《宋高僧传》卷三《寂默传》称：“那烂陀寺，周围四十八里，九寺一门，是九天王所造。”这一享有国际声誉的大型寺庙群，在12世纪末时毁于入侵穆斯林的兵燹。无数珍贵典籍也未能幸免于难。随后，佛教在印度本土急速衰落，佛教建筑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阿育王时代还出现了石窟建筑。在今比哈尔邦巴拉巴尔丘陵开凿的苏达马石窟和在格雅附近龙树山开凿的洛摩斯里希石窟，开了后世印度佛教岩凿支提（佛殿）窟、毗诃罗（僧房）窟等石窟建筑的先河。在巽伽王朝后期，即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起，在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加尔利和帕贾两地，开始成批出现岩凿支提窟。印度规模最大、保护最好的支提窟就在这里。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的无数虔诚信徒，在印度开凿了1500多个规模或大或小的类似支提窟，以形式的多样和数量的丰富超越世界任何形式的岩凿建筑，构成印度艺术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章。它们大多饰以精美的雕刻，主要集中在印度西部西高止山中的悬崖峭壁上。在印度，无论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开凿的石窟，均被认为是神圣之地。除神圣性外，石窟寺具有可长久保存的优点。
所谓支提，原本泛指各种礼拜场所，可以是建筑物、窣堵波、祭坛乃至树木，后来才用以指称佛殿。由于窣堵波（佛塔）是人们礼佛的最主要地方，所以它成了支提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支提窟与当时在罗马帝国出现的长方形廊柱大厅不无相似之处。它的两侧是两排石柱，其间是宽敞的中央大厅。最后，两排石柱在大殿里侧形成曲线，在窣堵波后面相会。支提窟的顶部往往凿成拱形。拱顶不仅使建筑内部显出曲线美，而且拓展了大殿空间；信徒在这里不但不觉压抑，而且感到庄严神圣。支提窟正面门洞上方是一个巨大的马蹄形拱窗，天光由此进入佛殿。支提窟虽为石建筑，却以木结构建筑为其蓝本。这种建筑手法，亦为中世纪时期印度教神庙所沿用。帕贾第12号窟长约17米，宽约8米，高约9米，规模相当可观。
与支提窟相伴开凿的毗诃罗窟是供僧人居住的地方，一般形制平面呈方形，经由门厅入内，厅堂三面的石壁上开凿有诸多小室。僧人们在里面生活、静修和睡眠。
印度佛教石窟以阿旃陀石窟最负盛名。阿旃陀石窟位于今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市西北约106千米处。从约公元前2世纪～公元7世纪，在此地陆续开凿了29座石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这一石窟群，处于“叠岭连嶂，重峦绝巘”之中，“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阁层台，背岩面壑”。石窟分属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两个时期。5窟为支提窟，余为毗诃罗窟。前期石窟风格素朴，后期石窟追求华美。阿旃陀石窟主要以壁画闻名于世。
在孟买迤北约42千米处的甘海里石窟（意译黑山石窟）虽远不及阿旃陀石窟知名，却与后者处于类似环境。甘海里石窟开凿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9世纪。共有109窟，多为毗诃罗窟。与阿旃陀石窟类似，早期毗诃罗窟朴实无华，毫无装饰。支提窟较大，饰以佛像、浮雕，有石刻窣堵波和廊柱。约开凿于6世纪的第3窟，长28米，宽13米，有34根廊柱，可容纳数百人聚集。石窟分布格局较为疏朗，由石阶相连。甘海里石窟3世纪成为一处重要佛教聚落，曾为佛教大学，系西印度佛教中心。10世纪时，阿底峡尝来此处修习禅定。虽然山间溪水奔流不息，一些石窟入口两侧还是开凿了可以积蓄雨水的石池。
位于奥兰加巴德市西北约29千米处的埃洛拉石窟则由34座石窟组成。开凿年代在5～10世纪之间。有佛教石窟12座，耆那教石窟5座，余为印度教石窟，艺术地反映了历史上此一时期印度多元宗教和谐共存的事实。佛教石窟开凿年代稍后，在630～700年。大多为毗诃罗窟，形制宏大。有佛陀、菩萨等人物雕像。第10号窟是此组佛教石窟中唯一的支提窟。主殿长26米，宽13米，高10米，宏敞壮观。雕刻家们将“房梁”雕凿得富于木梁效果。中心则是一座4.5米高的佛陀说法坐像。两侧有28根廊柱。埃洛拉石窟虽被认为是印度岩凿建筑的典范，但主要以雕刻名世。
现存最早的印度教建筑艺术是笈多王朝时期的一些岩凿洞窟。随着佛教的衰落，印度教开始兴盛起来。中世纪时，印度南北诸多王朝大多信奉印度教，促进了印度教神庙建筑艺术的发展。6世纪时，南印度的多个印度教国王大力营造石窟寺，以供奉印度教诸神。578年，遮娄其国王曼伽莱萨在其都城巴达米（现为卡纳塔克邦比贾布尔县巴达米镇）为毗湿奴敕造石窟神庙。此地遂形成由4座石窟寺组成的巴达米石窟群，其中第4窟是一座耆那教石窟。7世纪，在今泰米尔纳德邦，出现了由独石凿出的野猪（毗湿奴化身）石窟寺和五车神庙，成为印度独石神庙的典范之作。
大约10世纪，印度教建筑进入全盛时期。佛教强调平和宁静，印度教崇尚动态变化，因此印度教建筑艺术呈现出与佛教建筑艺术全然不同的风貌。从时间跨度、建筑规模和艺术风格看，南印度的神庙建筑在印度具有典型意义。自称“神庙建造者”的帕拉瓦王朝国王马亨德拉瓦尔曼一世，于7世纪初在泰米尔纳德地区开辟了一系列印度教石窟柱廊。其子即位后，敕建独立式岩凿神庙，后来的南印度印度教神庙多以此为建筑范式。朱罗王朝于11世纪初在今泰米尔纳德邦坦焦尔兴建的布里哈迪希瓦拉神庙是印度现存最高大的神庙，俗称坦焦尔大塔。整个神庙用大块花岗岩石料垒砌而成，围以长方形回廊庭院。主殿平面为方形，边长25米。双层圣所上方耸立着13层角锥形悉卡罗，高达61米。顶端盔帽形盖石重达80吨，据说是沿着一条长达6千米以上的土坡牵引安放到塔顶的。众多壁画、雕刻及各种装饰使这座巍峨壮观的神庙显得富丽堂皇。马杜赖的米娜克希神庙建于17世纪，也是南印度极其有名的一座神庙。埃洛拉石窟有17座印度教石窟神庙，其中第16窟凯拉萨神庙是一座印度教雕刻艺术的宝库，也是一座建筑巨构。就建筑规模而言，它比希腊雅典卫城上供奉雅典娜女神的主神庙帕台农神庙远为宏伟壮观。施工过程中，被凿掉的岩石多达20万吨。它集建筑艺术与雕刻艺术于一身，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精神震撼。艺术史家们称之为“印度岩凿神庙的顶峰”“印度建筑最奇异的狂想”“雕刻的建筑”“岩石的史诗”“韧性的成就”。这座在世界建筑史与雕刻史上无与伦比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印度人民的伟大创造力和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孟买象岛石窟则完全是印度教石窟神庙。与佛教寺庙相比，印度教神庙不但工程难度大，艺术内涵也更丰富。
穆斯林在中世纪侵入印度后，虽然对印度本土艺术造成极大的冲击与破坏，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艺术理念与艺术品种。不同时代的伊斯兰王朝奉行不同的文化政策，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结果。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印度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渐趋强大，历代皇帝基本采取了积极的宗教与文化政策，印度建筑再度呈现繁荣与辉煌的局面，为后世留下许多艺术瑰宝。
由于远离伊斯兰教文化中心，印度伊斯兰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印度博大精深的本土文化与源远流长的传统艺术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品格与风貌。佛教艺术、印度教艺术与伊斯兰教艺术，构成印度艺术的三大板块，使印度成为真正的多元文化大国。
穆斯林在侵入印度并建立政权后，也将伊斯兰风格的多种建筑形式带入印度。早期的阿拉伯统治者曾在信德南部兴建清真寺。10世纪末～12世纪初，伽色尼王朝苏丹马茂德与马苏德三世的宫殿，基本上属于伊朗建筑风格。马茂德在对印度西北部的多次劫掠中，从卡提阿瓦半岛的印度教寺庙索姆纳特寺掠得无数黄金珠宝，从而为自己营造宫室与清真寺聚集了足够的资财。与此同时，他也在印度本土看到并认识到大理石作为建筑材料的重要性。12世纪时修建的两座清真寺的宣礼塔，迄今还有一些部分残存下来。这些塔的基础部分为多边形，塔身则呈圆柱形。
在德里苏丹国时期，各种艺术形式都曾一度繁荣，但仅有一部分建筑艺术作品幸存至今。一些宫室在主人逝世后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而逐渐土崩瓦解。他们的后代另外择地修建宫室，有时也会拆毁祖居以获取建筑材料。因此，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建筑，主要是清真寺与陵寝。
从13世纪起，伊斯兰教建筑逐渐在北印度许多城市出现。印度伊斯兰教建筑主要包括城堡、宫殿、陵墓和清真寺。建筑材料多采用红色砂岩和白色大理石。印度伊斯兰教建筑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印度固有建筑的一些艺术形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印度伊斯兰教建筑风格。莫卧儿王朝时期是印度伊斯兰教建筑的黄金时期，大量建筑艺术杰作在这一时期问世，构成印度乃至世界建筑史上辉煌的一章。
穆斯林统治者在征服一地之后，首要之事就是建立清真寺，以供穆斯林集体礼拜之用。除宗教事务外，清真寺还可用作穆斯林子弟的学校。从建筑结构平面图看，它是一种与印度教神庙全然不同的建筑。每一座清真寺都筑有礼拜殿，内设讲坛和指示麦加方向的凹壁。在印度，礼拜殿总是指向西方，以便穆斯林朝向麦加祈祷。讲坛位于凹壁的右边。礼拜殿的平面图呈长方形，进深一般不大。殿外是空阔的广场，可容纳众多信众。广场东、南、北三面筑有高墙，与西面的礼拜殿合成一体。印度清真寺的主要入口设在东面，信徒由此入内即可直接望见并走向礼拜殿。较大的清真寺在东、南、北三面还建有回廊。寺侧往往建有高耸峭拔的宣礼塔，供宣礼员在上面呼唤信众参加礼拜。由于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所以清真寺内没有雕像、塑像或画像。印度清真寺总体而言，规模宏大，格局疏朗，庄重肃穆。
1192年，古尔的穆罕默德手下的悍将库特卜–乌德–丁·艾伯克率部攻克德里。他后来成为第一个德里苏丹国奴隶王朝的首任苏丹。为纪念伊斯兰教在德里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库特卜命令立即在德里郊区修建一座大清真寺。他来不及延请擅于修筑拱门与穹顶的伊朗工程师，只得命令当地信奉印度教的建筑师便宜行事。他们用梁柱将整个建筑支撑起来。为了就近取材，库特卜悍然命令拆毁27座印度教与耆那教神庙，并在其中一座规模宏大的印度教神庙的废墟上建立名为“伊斯兰威力”的清真寺。庭院平面呈长方形，三面围墙均修建了回廊。列柱取自被毁神庙，上面原有的人物与动物雕像被尽行毁坏或凿掉，但花卉装饰浮雕却因为与阿拉伯传统建筑上采用的类似装饰相符而幸免于难。
库特卜开始在这座气势恢宏的清真寺的西南角修建一座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宣礼塔。库特卜塔上的阿拉伯铭文表明了造塔目的：“让真主的影子投射在东方与西方。”这一目的包含宗教与心理方面的双重意义，一是宣扬伊斯兰教的胜利，二是对被征服的印度教徒形成精神威慑。库特卜的女婿兼继任者伊杜米思苏丹修筑了该塔的第二至第四层。1370年，塔的第四层被雷电击毁。费鲁兹·图格鲁克苏丹修复该塔，并增建一层。因此，全塔头三层外壁由红砂石贴面，最后两层主要用白色的大理石贴面。塔身由下到上逐渐变细，塔基直径约14.3米，塔顶直径约2.5米。外观依伊朗宣礼塔模式设计。塔身呈圆柱形，层间筑有阳台。塔的第一层的外壁由垂直分布的半圆柱形与角铁状凸壁相间形成凹槽，第二层则由单纯的半圆柱形凸壁形成凹槽纵沟，第三层又仅以角铁状凸壁形成凹槽纵沟。离塔基约3米处，刻有印度教传统的花卉图案。这就使这座世界闻名的伊斯兰教建筑，具有了印度传统建筑常用的装饰风格。这两种建筑艺术风格的混成或融合，成为莫卧儿王朝时期伊斯兰建筑的滥觞。历时数十年方才竣工的库特卜塔最终高度为72.59米，这座早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伊斯兰建筑，如今已成为印度首都著名的标志性建筑。
在奴隶王朝之后，各伊斯兰王朝在北印度的历史舞台上次第登场。14世纪时，图格鲁克王朝崛起，穆斯林的势力达到德干地区。他们在新德里依阿富汗风格完成了一些气象庄严而形态伟岸的建筑。吉亚斯–乌德–丁–图格鲁克的陵寝就是其中之一。墓室入口为拱门，上方覆以穹顶。14世纪末期建立于北印度中部的沙尔吉王朝在建筑艺术方面也有突出成就。第三代苏丹易卜拉欣统治时期，首都绍纳福儿（今江普尔）成为穆斯林重要的艺术与学术中心。1408年，易卜拉欣苏丹完成著名的阿塔拉清真寺。该寺建立在一座被拆除的印度教神庙的遗址之上，并利用了该神庙原有的列柱、大梁、础石和镶板等建筑部件。该寺的正门高达22.87米，底部宽达16.77米，双侧呈坡形，厚重而敦实，犹如一座凯旋门，但外框格局呈长方形的成排的拱形凹壁，使之透出一定的秀逸轻灵之美。礼拜殿的上部为半球状穹顶，殿内装饰繁复而精致，具有印度教神庙的风格。清真寺东面、南面和北面是双层柱廊。阿塔拉清真寺是绍纳福儿建筑风格的典范之作。
到德里苏丹国洛迪王朝时期，北印度已出现25座用石材建造的大清真寺。洛迪王朝在德里周边修建的伊斯兰陵墓，须经门廊入内，墓侧配以清真寺。拱门、圆顶、穹隆、塔等伊斯兰建筑的基本要素无不具备。同样，洛迪王朝的建筑也以厚墙壁低穹顶为其特征。这种风格的影响，在洛迪王朝崩溃之后依然绵延不绝。16世纪苏尔王朝时期修筑的伊萨·汗陵就属于洛迪王朝时期的风格，墓室外围为八边形连拱廊，上覆穹顶，显得古朴、庄重而又浑厚。在建筑艺术中，一种流行或成为主体的样式，并不会随着一个朝代的终结而即刻烟消云散，在新王朝的建筑中，往往能看到其流风余韵。
在德里苏丹国5个伊斯兰王朝统治的数百年间，从古吉拉特到孟加拉，从克什米尔到安得拉，印度到处都在大兴土木。一个普遍现象是，伊斯兰统治者为了建造自己的宫殿、清真寺与陵墓，不惜拆毁其他宗教的众多神庙，以获得供不应求的宝贵建筑材料。一种新的建筑艺术形式的发展，让旧有的建筑艺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也为印度后来乃至今日的教派冲突埋下隐患。德里苏丹国时期的伊斯兰教建筑随着时间与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例如，在石料缺乏的孟加拉地区的平原上，砖不仅是佛教建筑的主要建筑材料，而且也是伊斯兰教建筑的主要建筑材料。砖木结构建筑的一个弊病是容易失火，同时也容易坍塌。例如，洛迪王朝第二代苏丹西甘达尔沙16世纪时在孟加拉班杜瓦建立的阿迪纳清真寺规模极其宏大，三面环以砖砌的高墙并建有回廊。现在，这座清真寺的外墙、回廊、殿顶已经坍塌，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而石料如红砂岩与白色的大理石，不仅能为建筑增色，而且存世时间也较长。
德里苏丹国与各地伊斯兰政权的建筑热潮，不仅为印度增添了许多新颖别致的伊斯兰教建筑，而且为莫卧儿王朝时期伊斯兰教建筑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大批熟练的建筑人才。到莫卧儿王朝时期，由于国家经济实力强大，国家宗教与文化政策相对开明，社会秩序逐渐趋于稳定，印度伊斯兰教的建筑艺术达到辉煌的顶峰，而且趋于标准化和理想化。
莫卧儿王朝开国皇帝巴卑尔即位不久就因病英年早逝。他虽然一生戎马倥偬，但对学问与艺术却心有所仪并学有所成。他酷爱并提倡文学艺术，同时自己也是个情感丰富的诗人。他用突厥语撰写的自传《回忆录》是文学与史学名著。他在书中披露了自己对建立清真寺与开辟花园的兴趣。他在自己战胜德里苏丹易卜拉欣军队的帕尼帕特和德里东面的桑巴尔分别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巴卑尔之子与继承人胡马雍在执政初期完成了为数不少的新建筑，但它们很快就被1540年时起兵反叛的舍尔沙悉数摧毁。
莫卧儿王朝的建筑历史，实际上是从其第三代皇帝阿克巴开始的。他是胡马雍之子与继承人。阿克巴在位长达半个世纪，为莫卧儿王朝的崛起作出巨大贡献。他对建筑抱有巨大的热情，先后在都城德里等地敕造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建筑物。他在宗教上持十分开明与包容的态度，为了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他对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一视同仁。同时，他本人虽属逊尼派，但对什叶派与苏非派都十分信任。显然，阿克巴豁达的胸怀与宽容的宗教政策是莫卧儿王朝走向强盛并在艺术领域取得划时代成就的重要因素。阿克巴时代的建筑，大多融合了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建筑艺术要素，是阿克巴开明文化政策的反映。
阿克巴之子与继承人查汉吉尔虽在文治武功方面乏善可陈，却能继续奉行其父行之有效的宗教宽容政策。他对于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任何足以构成威胁的教派领袖都采取无情镇压的态度，他在权力斗争之余尚能鉴赏绘画并赞助文学艺术。
查汉吉尔之子与继承人、第五代莫卧儿皇帝沙·贾汗在文化政策上趋于褊狭。他下令禁止建造印度教神庙并试图让印度教徒改宗伊斯兰教。在他长达31年的统治时期，莫卧儿王朝的对外贸易获得发展，财政收入大增，为他在各地修建城堡、宫殿、花园与清真寺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沙·贾汗在宫廷生活中耳濡目染，成为像其父一样的绘画鉴赏家。执政后，他对文学艺术亦持鼓励态度。印度伊斯兰教建筑艺术在他统治时期达到辉煌的顶峰。
沙·贾汗的第三个儿子奥朗则布在囚禁父皇与逐杀兄弟夺取帝位后，因暴虐与专制而渐失人心。他彻底背弃了先祖阿克巴的文化宽容方针，大肆迫害印度教徒，摧毁印度教神庙与学校，实行宗教歧视政策。莫卧儿王朝在其错误政策的指引下开始衰败。伊斯兰教建筑艺术随之走向没落。
从阿克巴到沙·贾汗，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几代莫卧儿皇帝均醉心于建筑。帝国的经济实力、统治者的素养和开明的国策，促成了印度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的繁荣。众多举世闻名的建筑奇珍一直留存至今。德里城东属于阿克巴时期的胡马雍陵是莫卧儿王朝早期建筑最重要的代表作。胡马雍的遗孀、阿克巴的母亲哈吉·贝古姆亲自在工地扎营全程督造，保证了工程的质量。波斯建筑师米拉克·米尔扎·吉亚斯负责陵墓设计，使之带有波斯风格，同时糅合了印度传统建筑固有的特色。全部工程从1564年开始，至1573年竣工。陵墓坐落在高度为6.7米的赭红砂石台基之上，台基侧面的连拱廊为白色大理石嵌饰的连续拱门。陵墓平面呈八角形。红砂石墓室上方，耸立着高达47.5米的白色大理石圆顶。圆顶为中亚式双重复合穹隆。它在周围印度传统的钟形小亭的映衬下显得十分壮观。镶嵌在陵墓赭红砂石间的白色大理石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使整个建筑披上一层瑰丽的色彩。这座雄浑而又古朴的陵墓，置身于一座高墙围绕因而幽雅静谧的方形花园的中央。这是印度花园陵墓的第一个范例，对后来泰姬陵的构建起了示范作用。1993年，胡马雍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今北方邦西部历史名城阿格拉在16、17世纪曾两度成为莫卧儿王朝的首都。1565年，就在胡马雍陵在德里紧张施工期间，阿克巴开始在阿格拉修建自己的都城阿格拉城堡。1628年，沙·贾汗予以改建增修。奥朗则布也曾予以增建。阿格拉城堡既是一座气势宏伟的皇宫，更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城堡主要由巨大的红砂石构建，所以俗称阿格拉红堡。外城墙高22米，长2.4千米，上面分布着塔楼、角塔、炮塔、雉堞，下环以宽达10米的护城河。西北方向的正门巍然耸立，因其遥对德里，故名德里门。城堡内有数百个红砂石楼阁，壮观的查汉吉尔宫正面红砂石墙壁上嵌饰着白色的大理石条带的尖拱和伊斯兰图案，形成色彩的对比和变化。一些柱础上面精致地雕刻着孔雀和蟒蛇图案，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火烈鸟与莲花一类的雕刻。它们显然属于印度教建筑风格。一些印度教建筑的特征如中央庭院和突出的阳台等，也体现出两种建筑艺术的融合。
1569年，阿克巴因为在阿格拉西南37千米处西克里隐居的一位苏非派圣者关于他将获得三个子嗣的预言应验，决定在那里另建新都城西格里城堡。后来，该城堡被命名为“法特普尔”，意为“胜利之城”。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城堡也是一座红砂石城堡，周长约11千米，比阿格拉城堡还要雄伟。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城堡被认为是阿克巴时代最为雄心勃勃的建筑工程。城堡西南侧是用红砂石构建的庄严而宏大的达加清真寺，庭院南面高达54米的布兰德门是一座凯旋门。它是印度最大的清真寺之一，而布兰德门的宏大在伊斯兰教建筑中也鲜有其匹。阿克巴生前在这一城堡约生活了12年。他在逝世前的岁月中，开始在阿格拉北郊的西坎德拉为自己营造陵墓。阿克巴陵也是一座带有广阔花园的壮观的陵墓，周围环境分外清幽。这座陵墓刻意回避了伊斯兰教陵墓特有的穹顶结构，体现了墓主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它是一座建在高大台基之上的依次缩减的五层平顶楼式建筑。基本建筑材料为红砂石与白色大理石。底下四层使用红砂石，最上面一层铺以白色大理石。阿克巴的假棺安放在露天平台中央供后人凭吊，他的遗体则安息在幽暗深邃的地宫之中。大门通道过去曾饰以基督教图案，但后来被奥朗则布用泥灰覆盖。
1628年，查汉吉尔之宠后努尔·贾汉在阿格拉亚穆纳河畔为自己的父亲伊蒂默德–乌德–道拉营造了一座相当豪华的陵墓。其造型既似清真寺又如波斯凉亭，为一方形双层白色大理石阁楼。中央墓室安放着假棺，周围为房间、通道以及室内游廊。陵墓平台四角分别有一个高12米左右的圆顶八角塔楼。由于努尔·贾汉在查汉吉尔生病后曾把持朝政，所以拥有足够的财力。莫卧儿王朝早期建筑多用白色或黑色大理石装饰，而她却用天青石、缟玛瑙、碧玉、黄晶与肉红玉髓等名贵宝石嵌饰父亲的陵墓。墓室墙壁上大量的酒器、杯盏、花瓶等装饰性雕刻充分表现了建筑设计师的才华。例如，一些酒器的把手是长着鸟喙的蛇，一些花瓶上是翩翩起舞的孔雀。但是，装饰的主体还是几何图案与花卉图案。由于这一陵墓的内部装饰显得繁复，因而有些俗气。后来的莫卧儿建筑设计师从中吸取教训，对自己的设计方案都心存约束。伊蒂默德–乌德–道拉陵是莫卧儿建筑从早期的雄浑古朴向后世的优美典雅过度的开端。由该陵开始的宝石嵌饰工艺后来为泰姬陵内假棺及大理石屏沿用。因此，它在莫卧儿王朝建筑史上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位置。
沙·贾汗执政时期，莫卧儿建筑艺术达于鼎盛。他在建筑中大量使用白色大理石，使莫卧儿建筑艺术从雄浑壮观转向典雅瑰丽。他在阿格拉城堡中心敕建的珍珠清真寺，通体为素雅的白色大理石。1639年，沙·贾汗决定迁都德里，遂敕建德里红堡。这座城堡与阿格拉城堡有异曲同工之妙。沙·贾汗的理念是建一座人间天堂。德里红堡基本满足了他的愿望。红堡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枢密殿为白色大理石宫殿，拱门列柱和殿内墙壁饰以红绿宝石镶嵌而成的花卉图案，天花板以白银包装。同阿格拉城堡一样，德里红堡城墙用巨大的红砂石砌就。德里红堡斜对面的德里大清真寺是沙·贾汗敕建的又一大型建筑。它是印度最大的清真寺。它那纯白的颜色与红堡交相辉映，形成鲜明对比。据说，寺内广场可以同时容纳两万以上的信众。沙·贾汗还在今巴基斯坦拉合尔等地修造和扩建了许多结构精巧、装饰绚丽、风格典雅的建筑。
泰姬陵是沙·贾汗敕造建筑中最为辉煌的范例，是莫卧儿建筑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丰碑。1631年，沙·贾汗美貌绝伦的妻子阿尔朱蔓德·巴努·贝古姆皇后在产下第14个孩子后香消玉殒。沙·贾汗决定在阿格拉城堡东面偏南的亚穆纳河畔修建一座旷古未见的陵墓，以安葬并永远纪念亡妻。出身于波斯贵族之家的皇后的封号为“穆姆塔兹·马哈尔”，意为“皇宫首选”或“皇宫翘楚”。陵墓建成后称“塔吉·马哈尔”，实为这一封号的讹略。中文以半音半意的方法将“塔吉·马哈尔”译为“泰姬陵”。工程由印度本土和来自波斯、中亚及其他地区的建筑师组成的设计委员会设计。沙·贾汗宫廷首席建筑师乌斯塔德·艾哈迈德·拉合里总揽其事。主体建筑于1632年开工，至1643年告竣。施工期间，每天动用工匠两万余名。附属建筑物约于1653年建成。全部工程耗资达4000万卢比。整个建筑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80米，东西宽305米。入口在南面花园围墙，是一座高达30米的红砂石拱门。陵园中间是一座正方形波斯式四分花园。花园中心的白色大理石水池，映照出泰姬陵主体建筑。白色大理石圆顶寝宫在花园北面正中方位。整座寝宫坐落在高约7米的方形平台之上。平台四角矗立着4座三层圆柱形尖塔，高达42米，显得玲珑剔透。位于平台中央的圆顶寝宫高达57米，圆顶周围环绕着4个小型圆顶凉亭。圆顶为双重复合式穹隆。寝宫大厅为八角形，正中安放着穆姆塔兹·马哈尔皇后的石棺，为衣冠墓，西侧安放着沙·贾汗的假棺。石棺围以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大理石屏。沙·贾汗原拟在亚穆纳河北岸给自己修建一座黑色大理石陵墓，以使自己在身后能与亡妻永远隔河相望，但他却因逆子奥朗则布篡位而被囚禁在阿格拉城堡的八角塔中，只能终日望着亡妻所在的陵墓流泪叹息。他死后被附葬于泰姬陵中。他与亡妻的真棺安放在寝宫大厅下面的墓室之中。泰姬陵并不是一座孤独的建筑。它的圆顶寝宫两侧分别配以红砂石构建的清真寺和贵宾住房。中国印度美术史专家王镛在《印度美术史话》中指出：“泰姬陵在总体设计上，强调数学计算的精密，几何学构成的均衡，光学效应的变化，宇宙学图解的清晰；在审美基调上，追求华贵的简洁，静穆的辉煌，水晶般的纯净，女性式的柔美。”泰姬陵这座天国花园被公认为世界建筑奇迹之一。奥朗则布身后，辉煌的莫卧儿建筑艺术随着王朝走向没落而渐趋衰微。
莫卧儿建筑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其造园艺术。巴卑尔将在伊朗十分流行的四分花园形式移植到印度。他在阿格拉修建的憩园尚有局部幸存。花园是莫卧儿王朝所有宫殿与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印度夏季气候炎热，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们也在一些避暑胜地专门营造了一些花园供自己游玩。沙·贾汗于1637年在拉合尔旧城东北方向5千米处修建的夏利玛园，系莫卧儿王朝造园艺术的代表作之一。该园占地16公顷，环以高墙。全园分为三层，由南向北依次降低。上下两层为正方形，边长为265米，中层为长方形，长265米，宽78米。上层正中间设一水池，4条水道将该层均分为4块，水道中设大管喷泉。中层为全园核心，正中亦设大水池，喷泉数以百计。水池南面建大理石宝座。水池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凉亭伫立。此外，水池北面还有两间大理石小厅。下层也设有中央水池及4条水道。全园布局对称，造型精巧。克什米尔地区夏季气候凉爽宜人，景色瑰奇秀丽，犹如世外桃源。因此，克什米尔河谷成了查汉吉尔最钟情的避暑胜地。他在山间营造了许多规模可观的花园，至今依然是游人神往的地方。
在莫卧儿王朝灭亡之后，印度建筑在近两个世纪中处于停滞和衰落状态。然而，莫卧儿王朝时期形成的建筑传统，对后世包括英国殖民者的影响，一再显现出来。英国殖民者入侵印度并站稳脚跟后，逐渐将欧洲近代建筑理念应用于这个文明古国。英国建筑师因对印度本土建筑设计的看法相左而聚讼纷纭。有人主张通过建筑体现“英国主权精神”，但大多数建筑师尊重并愿意体现印度传统建筑风格。1911年，英王乔治五世正式宣布将英属印度政府从加尔各答迁往德里。决策者决定在老德里之南择荒地另辟新都，以完整地将古都德里及其众多历史建筑保留下来。两位英国建筑师爱德华·勒勤斯爵士与赫伯特·贝克爵士受命设计新城。1931年1月，新德里举行开城仪式，正式成为英属印度的首府。总统府等现代建筑结构疏朗、明快、典雅而又不失庄严、古朴和大气。莫卧儿王朝时期最重要也最基本的建筑材料红砂岩和白大理石构成这些建筑外观的基本色调。它们与古城德里莫卧儿时代的宏伟建筑遥相呼应，格调和谐。新德里的印度门是兼具象征性和纪念性的建筑。这座巍然耸立的拱门式建筑，在规模上堪与莫卧儿时代有代表性的宏伟建筑的大门媲美。印度门又名印度战争纪念碑，它是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无名战士而建的。印度独立后，一些体现传统风格和现代建筑理念的建筑在印度的许多城市崛起。新德里圣雄甘地的陵墓是用黑色的大理石修筑的。1986年在新德里建成的印度巴哈依教（即大同教）灵曦堂是一座非常引人注目的现代宗教建筑。它由当代建筑师法里布尔兹·沙设计，系世界7座巴哈依教寺庙中最新的一座。同泰姬陵一样，它的主要建筑材料也是白色大理石，造型则为巴哈依教寺庙的典型样式，外观宛如一朵绽放的硕大无朋的白色莲花。这座被誉为现代建筑奇迹的莲花庙是新德里最壮观的建筑之一，同时也是新德里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印度建筑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佛教建筑尤其是佛寺、佛塔和石窟建筑领域。东汉明帝时期，佛法东渐中原。永平十年（67），印度僧人摄摩腾与竺法兰冒涉流沙，抵达洛阳。翌年，明帝于城西门雍关外立白马寺处之，汉地营造佛寺由此而始。三国吴赤乌十年（247），西域僧人康僧会抵达吴都建业（后名建康、金陵等，见南京），吴王孙权为其敕建建初寺，使之成为江南首座佛寺。与寺院伴生的佛塔在汉末亦已开始出现，至魏晋南北朝之际大盛于洛阳和建业南北两大佛教中心。《魏书·释老志》记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搆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唐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诗句极言建康佛寺之多。《南史·郭祖深传》记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续高僧传》描述了建康寺庙林立的盛况：“钟山帝里，宝刹相临；都邑名寺，七百余所。”除帝王敕建皇家寺院外，僧尼、居士也群策群力，不甘落后。印度僧人参与了某些寺院的营造，宋熙寺即传为天竺僧伽罗多哆所造。从名字看，此僧似为孟加拉人。罽宾寺、天竺寺等寺则专为印度来华僧人而建。富豪舍宅建刹成风。北魏兴建寺塔之众，甚至多于南朝。据《魏书·释老志》，自兴光至太和年间（454～499），“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到神龟年间（518～520），佛寺增至三万余所，蔚为壮观。
北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时期寺塔营造之盛。晋永嘉年间（307～312），此地仅有寺42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数十年间寺庙增至1000余所。一时之间，洛城内外，“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摩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熙平元年（516），胡太后敕造永宁寺，中立九级木构佛塔一座，“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遥已见之”。另有“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绮疏，难得而言”。瑶光寺有五级佛塔一座，“去地五十丈，仙掌凌云，铎垂云表，作工之妙，美埒永宁”。
印度佛教和佛教建筑艺术首先传入中国新疆。3世纪，今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开始动工。多数石窟则营造于4～7世纪。这是中国在印度阿旃陀石窟等印度石窟建筑的示范和启迪之下开凿最早的佛教石窟群。其形制与壁画明显受到印度犍陀罗艺术与笈多艺术的影响。这条艺术带持续向东延伸。不久，在前秦建元二年（366），敦煌石窟群开始兴建。早期洞窟分为禅窟和中心塔柱窟两种，分别从印度佛教石窟的毗诃罗窟和支提窟演变而来。
5～8世纪是中国佛教石窟建筑艺术的全盛时期。北魏与南朝营造塔寺成风，与此同时，兴建石窟的壮举震天撼地，硕果迭出。从文成帝拓跋濬（452～465年在位）至孝明帝元诩（515～528年在位），北魏先后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和洛阳大力营造石窟。《魏书·释老志》记载了开凿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浩大工程：“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从景明三年（502）至正光四年（523），用工80余万。
随着佛教于13世纪初叶在印度的衰微，中国开凿石窟的壮举亦渐趋停顿。16世纪后，中国开凿石窟数量急剧下降，影响和成就与其全盛之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从隋唐下迄清季，中国的寺塔营造一直持续不断。据《唐六典》，开元年间，全国佛寺总数达到5358所。至会昌年间（841～846），增至4万余所。元代，从元世祖忽必烈起，大都和上都修建大量佛寺。此时，由于藏传密教的传入和影响，一直至清季，京都皇家寺院出现密宗化倾向。明清时期，中国一个千人左右的村庄一般就有一座规模中等的佛寺。由于战争、法难和自然因素等，中国佛教寺院屡有兴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佛教建筑艺术逐渐本土化，形成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印度传入的佛寺、佛塔和石窟建筑艺术，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人文景观，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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