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闻奏事制度起于唐朝，御史可“皆云风闻访知”，不需核准事实。宋朝规定御史可风闻奏事，并明令御史至少每月奏事一次，称为“月课”。如果上任百日无所纠弹，则或罢黜，或罚款，称“辱台钱”。 风闻奏事者包括御史和谏官。明朝制定都察院宪纲，规定“御史纠劾百司不公不法事需要明著年月，指陈实迹，不许虚文泛言搜求细事”。总结了历史上治理国家经验，主张重实证，不许风闻弹劾。但是到了清朝，又重启“风闻言事”之风，允许都察院弹劾贝勒大臣，“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

风闻奏事制度的实行，利弊参半。利的方面，提高了监察官的权力。在皇帝看来，要求监察官员言必有实据，会束缚监察机关的手脚，允许风闻奏事可以使监察机关放胆行使弹劾权。更深层次而言，以风闻奏事的名义可隐略诉主的姓名，保护其权益不受侵犯。弊端在于，风闻奏事极有可能产生捕风捉影、中伤污蔑的情况。一些监察官会为了邀功，吹毛求疵，发空论而不负责任。更有过之，运用风闻奏事之权，打击对手，假公济私。使得官员因循苛简，唯恐因小的过失而丢官职。风闻奏事之权是一把双刃剑，用好则利，用不好，贻害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