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作者，记载不一，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施耐庵作罗贯中编。明高儒《百川书志》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又郎瑛《七修类稿》亦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二是施耐庵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谓：“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世传施号耐庵”。三是罗贯中作。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称：“《水浒传》，罗贯著，贯字贯中，杭州人……”又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云：“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上述三种说法，或指施耐庵为作者，或称罗贯中为编撰，或认定二人同予其事，意见虽有分歧，然均把《水浒传》的著作权或编撰权限于施、罗二人。当代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水浒传》为施耐庵作，也有人认为罗贯中作。考虑到明人记载中大都提到罗贯中，且现知和现存的版本中亦往往题作“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或者“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等情况，因此，说罗贯中参予《水浒传》的成书工作，自有可信性。

《水浒传》插图（明刊本）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情况，由于材料缺乏，难知详况。一般认为他是元末明初人。虽然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省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诸如《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施耐庵传》等一系列有关施耐庵生平的材料，但是，由于材料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抵牾和不可信之处，所以，迄今学术界对这批材料的真实性尚持保留态度，有的学者甚至已明确地认定其作伪，不可靠。又宝敦楼藏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增补本云：“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著有）《拜月亭（旦）》《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本世纪初，著名曲学家吴梅的《顾曲麈谈》亦称：“《幽闺》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施惠乃元末南戏作家，把他与施耐庵视为一人，不知根据何在，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对吴说提出置疑，今人更普遍认定此说不可信。

《水浒传》插图“双战琼英女”（明末清初袁元涯刊本）

《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事件为原型，经过二百余年的民间口头流传和说书人创作，最后由施、罗二人定型成书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宋史·张叔夜传》记云：“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徽宗本纪》亦称：“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河北，入楚海川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关于招降的过程，宋王偁《东都事略》记之较详；“张叔夜……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川，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趋海岸，劫巨舰十数。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归降之后，或曰被坑杀（洪迈《夷坚志乙志》，鲁迅主此说），或曰参与征方腊（李𡌴《皇宋十朝纲要》、杨仲良《通鉴专编纪事本末》等）。根据上述史料可知，宋江起义在当时影响较大，甚至已对北宋王朝构成一定的威胁。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为《水浒传》提供了最基本的故事框架。

宋江起义的英雄人物开始成为文学艺术的表现对象，大约是在南宋中叶。罗烨《醉翁谈录》论列小说，于公案类内列《石头孙立》，朴刀类列《青面兽》，杆棒类列《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分别为《水浒传》中的杨志、鲁智深和武松，这早已为学术界所承认；“石头孙立”是否即《水浒传》中的“病尉迟孙立”，迄今尚无可靠的材料可资证明，但学者们一般还是倾向于即为一人。罗烨的著录是目前所知有关水浒故事的最早记载，它说明水浒英雄在当时民间艺人的话本中已经占据了相当的位置。南宋末的龚开曾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其中有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可知宋江等三十六人的事迹在南宋已广为传播，不仅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而且影响所及，已经深入到士大夫中间了。

结集于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可以说是早期表现宋江起义故事的较详细的作品，研究者或认为它是说书艺人表演时使用的底本。该书从杨志卖刀写起，包括智取生辰纲、杀阎婆惜、九天玄女传授天书、受招安等情节，最终以平方腊结束。《水浒传》的一些重要情节都已出现，且叙述顺序亦基本相同。《大宋宣和遗事》的记载说明，宋江起义英雄的故事已由单篇发展为一个成系统的多篇组合体，为后来《水浒传》的成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杂剧盛行，宋江、李逵等水浒英雄也登上了戏剧舞台。元代的水浒戏较之《大宋宣和遗事》又有了新的发展。《大宋宣和遗事》中提到的好汉人数为三十六人，与史料记载相同，而水浒戏中已出现“一百八个头领”的说法，聚义地点也已由《大宋宜和遗事》的“太行山”移到了“梁山泊”，此外尚增加了如李逵负荆等《大宋宣和遗事》所没有而为后来的《水浒传》所吸收的故事情节。元杂剧中所写的梁山泊英雄故事有不少未见于《水浒传》，研究者一般认为这正是当时水浒故事尚未“定型”的见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施耐庵、罗贯中在对《水浒传》进行定型工作之前，宋江起义英雄的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流传了一二百年。虽然那些水浒故事与定型后的《水浒传》存在着某些出入，一些故事也未被《水浒传》所吸收，但是它们毕竟为《水浒传》的成书提供了重要的情节素材，一些英雄的性格基本特征甚至也已经定型。所以，现存《水浒传》应是在民间漫长的孕育积累之后，经过施、罗二人的加工、选汰和再创作而最后形成的。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它以精湛的艺术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乱自上作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生动地再现了封建时代一次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对于起义失败的原因也作了非常形象的展示，是一部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悲壮史诗，一篇农民起义历史经验教训的艺术总结。

揭示农民起义发生的社会根源是《水浒传》前半部分的重要内容。从一开始，作品即着力描写了统治阶级的贪婪、腐朽与残暴，用生动的故事情节无可辩驳地表明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认识倾向。作品所写的封建统治势力，上至宰相、太尉、知府、中书，下至豪绅、恶霸、污吏贪官，如高太尉、梁中书、慕容知府、镇关西、蒋门神、毛太公、西门庆之流。他们或则权倾朝野，营私误国；或则依权仗势，暴敛横征；或则贪财鬻狱，草菅人命，或则凶残霸道，鱼肉乡里，将人民群众乃至正直的中下层官吏逼迫到危殆险恶、生存维艰的处境，万般不得已之下，好汉们才纷纷揭竿而起，哨聚山林，竖起起义大旗。在众多的事例中，高俅对林冲的迫害最具典型意义。高俅原本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因踢得一脚好球，被徽宗皇帝看中，“没半年之间，直抬奉他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依仗熏天的权势，他先是逼得王进流落他州，接着又力助其子高衙内调戏抢夺林冲之妻，将林冲刺配充军，并进而设计杀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林冲在忍无可忍之下，杀死陆虞侯，火烧草料场，雪夜投奔梁山泊而去，成为农民起义军中一名忠诚无畏、骁勇善战的首领。这个故事被作者别有深意地放在全书的开端，并且着力强化了逼上梁山的“逼”字，这就把官逼民反，乱由上作的认识倾向形象鲜明、突出地告诉给了读者。

《水浒传》所写的农民起义，不是平面静止的，而是流动发展的。它写出了起义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由个人反抗到阶级行动的发展历程，也写出了起义军接受招安，替朝廷打别的强盗去的性质的蜕变。作品前七十回写的主要是农民起义形成发展的内容。最初是好汉们个人的或小集体的行为，如林冲怒杀陆虞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晁盖等七人智劫生辰纲等等，随后逐步演变为聚众为“盗”，占山为王，建立起梁山泊、二龙山等独立盘踞的山寨据点，最后各路英雄齐集水泊梁山，实现了起义军的大团结。这个演变的轨迹，无疑是相当准确地展示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壮大的规律。

七十回以后，主要描写了梁山好汉接受招安，以及征辽，平田虎、方腊的过程。由于宋江等人的极力主张，加之朝廷内宿太尉等“清官”的百般拉拢，梁山好汉们在排座次后不久，便走了上归顺朝廷的道路。以后，经过征辽，平田虎、王庆，尤其是平方腊等战役，一百单八条好汉受创惨重，“大功”告成之后，又被朝廷几乎赶尽杀绝，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这样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结束。

梁山义军的蜕变，起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组织和思想上的原因。作品的描写表明，起义的初始阶段，各路义军头领基本由受到残酷迫害或早就决意造反乃或是身处下层的人士所组成，但是，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宋江入主义军之后，这支队伍的组织成分发生极大的变化，大量朝廷上的中高级官吏以及大地主大豪绅被收容入伙，而且普遍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位置；中间不少人走上梁山带有偶然性，他们过去的身份地位，也使得他们不可能义无反顾地安于占山为王的草寇生涯，而必然采取身在绿林心思魏阙的态度，成为接受招安，推动归降的重要力量和基础。在思想上，作为义军第一号首领的宋江固守封建的忠孝观念，时刻不忘报效朝廷，青史留名，并且时时用这种思想来影响和规范义军的行动。他在晁盖死后，第一个大的举动就是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堂而皇之地打出了忠君的旗帜，并在以后言论、行动中加以强化，潜移默化地将义军的反抗路线引上了归顺朝廷的轨道。所以当三败高俅，两胜童贯，取得了与朝庭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后，除了吴用、李逵、鲁智深、林冲等少数人表示异议外，接受招安的投降进程便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当然，梁山起义军的受招安实即投降绝不是作者的主观杜撰，它有着历史生活依据。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通常有三种结局：一种是起义胜利后，夺取政权，起义军中的领导人物和集团建立起新的王朝；一种是在封建统治势力的武力镇压下惨遭失败；另一种便是接受招安、归顺朝廷。而后一种情况，在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后半期，是时有发生的。《水浒传》所写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及其以后的悲剧结局，正是形象地反映了这后一种历史的真实。

通观《水浒传》全书，在思想内容上存在着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例如作品热情地讴歌梁山好汉们杀贪官污吏，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反抗斗争，但是最终却让他们接受招安，汇入为王前驱的行列中；作品肯定好汉们信奉的那种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嫉恶如仇、除恶务尽，杀富济贫、救困扶危为内涵的“义”，却又把它置于完全对立的忠君思想的统辖之下；同是农民起义，作者赞美宋江领导的梁山义军，却大骂方腊领导的起义，并且让接受招安的梁山好汉将其灭掉。诸如此类的不合谐恐怕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作者自身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他痛恨贪官污吏，反对腐朽黑暗的政治经济统治，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从根本上推翻，甚至在感情上还相当留恋封建皇权、封建制度，这就规定了他对农民起义只能持有这种既赞成又反对的矛盾态度。

《水浒传》的作者在一定条件下歌颂农民起义，即歌颂最后受招安的农民起义，并且写出了“官逼民反”这种历史真实，这就使他和坚决反对农民起义的封建专制主义者区别开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在地主阶级专政，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严密统治和控制下，能够在文艺作品中公开赞成某种农民起义并歌颂起义英雄人物是十分可贵的。《水浒传》的作者反对方腊式的农民起义，又使他和坚决反对某个封建王朝并要取而代之的激进的农民起义中的人区别开来。这种区别，说明即使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他在农民起义问题上所持的主张仍是保守的，远非激进的，因为是否夺取政权，无论如何是衡量农民起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的重要标志。农民起义中的领袖人物对皇帝持取而代之的态度，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激进的民主思想的反映。《水浒传》的作者写宋江力主受招安时提出的一个主要纲领性口号是“忠义”，这个口号表现在对待封建皇帝和朝廷态度上，实际就是“忠”。既行武装起义之实，又要忠于皇帝和朝廷，所以同时又有一个口号，叫做“替天行道”，这实际上是有别于在朝派的“忠”。《水浒传》中宋江提倡的忠义，并不是作者随心所欲的描写，而是有历史生活的依据。从北宋末期到南宋，宋王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败和没落，国势衰弱，军队无能。统治集团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穷于应付，对来自北方其他民族的统治集团发动的军事进攻，也难以招架，危机重重。作为企图解决这种危机的一种手段，他们广泛使用以忠义为名的各种政策，或用来招集地主武装，或用来招安农民义军，以缓和他们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危机。宋江故事于北宋末南宋初开始流传而又盛行于南宋，其间渗入“忠义”思想，也就有其时代原因。事实上，从《大宋宣和遗事》中说到宋江“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已可见端倪。《水浒传》成书虽晚，但原来传说和说唱故事中的“忠义”内容被承袭下来，作者对这种“忠义”思想予以接受并宣扬，也就并不突兀了。

《水浒传》中描写的贪官污吏的代表人物是高俅、蔡京和童贯等等，他们是梁山英雄的主要打击对象，在具体描写中还强调他们蒙蔽“圣聪”。这其实也是南宋时期流行的观点。按照历史的真实情况，北宋末年，封建王朝的内外政策引起了种种危机，最终导致南迁，宋徽宗赵佶是最大的罪人。但当时南宋统治集团中人总结教训时，不能或者也不敢这么看和这么说，他们几乎把一切责任推到蔡京、童贯等所谓“六贼”身上。这种观点，在不少历史文献记载中都可看到。水浒故事流传中出现那种奸臣弄权，乃至蒙蔽“圣聪”的看法，又在《水浒传》成书时被接受和继承下来，同样也可从这种历史现象中找到原因，得到解释。但《水浒传》中实际描写的是以武装的、有组织的农民义军来打击贪官污吏，打击朝中大奸，从一般的意义上，已经违反封建主义所规定的阶级关系和统治秩序，已经越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范畴，这又和封建统治集团中人申讨奸臣有着明显的区别。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首先是它成功地塑造了为数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在《水浒传》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达数百名，堪称丰满感人的至少也有一二十人之多。这里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他们普遍具备相当鲜明的个性，如宋江的领袖才能，吴用的神机妙算，鲁智深的忠勇仗义，李逵的粗鲁莽撞，武松的神威神勇，林冲的骁勇善战，石秀的英雄孤胆，燕青的伶俐机灵，以及西门庆的骄横，镇关西的凶悍，毛太公的霸道，阎婆惜的淫荡，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很讲究人物性格的内在合理性，注重人物的身份、地位、生活阅历对性格的规定作用，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如豹子头林冲，原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教头，有着较优越的社会地位，同时又是习武带兵之人，有丰富的临战打斗经历。基于这个前提，作者赋予他的性格，就既有隐忍退让、委曲求全的一面，又有骁勇凶猛、敢作敢为的一面，身份地位与他的性格达到了高度的合谐。此外如宋江、李逵、鲁智深、杨志、卢俊义等一系列好汉，也莫不如是。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又注意同类性格间的细微差别，避免性格的雷同化。这里最典型的是李逵与鲁智深这两个形象。虽然他们都具有鲁莽的性格，但是细加比较，却又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李逵敢于反抗，嫉恶如仇，但头脑一热，往往胡杀乱砍，死在他板斧下的固多贪官污吏和歹徒恶人，可无辜丧命的冤魂也非少数。鲁智深的头脑则要清醒得多，他善于把爱谁恨谁，杀谁护谁的标准掌握得恰到好处，他禅杖之下实在少有屈死之鬼。鲁智深的斗争策略也较李逵高出一筹，李逵不分条件，不论场合，一味莽撞，动辄脱衣卸甲杀入敌阵，鲁智深则智勇双兼，粗中有细。如拳打镇关西一节，他一意识到“洒家须吃官司”，马上虚晃一枪：“‘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表现出他的心机和特有智慧。这些地方，都鲜明地将李逵与鲁智深这两个鲁莽性格区别了开来。同时，《水浒传》的人物塑造，采用的又是通过人物行为展示人物性格的方法。作者很少使用心理描写，即使使用也不是那种静止的、介绍性的，而是对特定场合、特定情境下人物正常的、必然的心理活动作客观的再现。他把全部注意力投注于人物怎样说，怎样做，在这种言与行动的描绘中完成人物塑造。例如展示武松的神威神勇，作品写了景阳岗打虎；展示吴用的神机妙算，写了智取生辰纲；展示李逵的粗鲁莽撞，写了浔阳劫法场；展示鲁智深的忠勇仗义，写了拳打镇关西，写了野猪林救林冲，写了刘家庄揍小霸王，写了冒险救史进……总之，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凡是具有鲜明丰满性格的，就都有过一些非常精彩的表演。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它富于民族特色的情节结构。中国的古典小说，由于受说书话本传统的影响，非常强调故事性。《水浒传》可说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书中随处可见引人入胜的情节，如智取生辰纲、风雪山神庙、大闹清风寨、血溅鸳鸯楼、三打祝家庄和攻陷大名府等等，生动、曲折，给人以惊心动魄、妙趣横生的感受，令人爱不释手，过目难忘。《水浒传》的结构特色，属于单线连环式的类型。全书在表现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总的构想之下，将一组组情节按照内容的需要连缀起来。每组情节有头有尾，自成一统，实为相对独立的小故事；若干个小故事有机地连缀起来，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系列。既分别有重点地完成了一个个英雄人物的塑造，又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农民起义由分散到集中的思想意图，可以说这种结构手法是表现《水浒传》题材内容的上佳形式。

《水浒传》的语言基本属于口语化的文学语言，是由作者在人民群众日常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这种语言形象、生动、明快、洗练，富于艺术表现力，无论写景状物，刻画人物，叙述事件，往往能寥寥数笔，就使被描写的对象活灵活现、维妙维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回的语言，景阳岗武松打虎一回的语言，汴梁城杨志卖刀一回中描写泼皮牛二的语言……就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语言特色。人物语言也富于个性化，如吴用的语言聪慧机智，李逵的语言粗鲁且幼稚，林冲的语言沉稳而有分寸，鲁智深的语言豪爽中带着泼辣……总之，人物性格中有什么特性，在语言上都有明显的呼应，既没有雷同化的毛病，也没有张冠李戴的现象，在艺术上达到了言如其人的高超境界。

《水浒传》的版本很多，大体有两个系统：一为繁本系统，一为简本系统。这是沿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说法，“繁”指细节描写较细致，文字较繁富；“简”指文字较简约，细节描写较粗略。简本都包含有平田虎、王庆故事，繁本中较早的百回本却无这两个故事。但实际上不止这些区别，还有若干情节上的差异。如简本写林冲发配，他妻子送别后即自尽，其时林冲尚未登程，闻讯大哭；繁本却写林冲上梁山后派人接眷属，方知妻子已死。又如个别人物的浑号也有不同，简本中朱贵号“旱地葱”，繁本作“旱地忽律”。再如简本写高衙内原是高俅的叔伯兄弟之子，即侄儿；繁本却写高衙内本是高俅的“叔伯兄弟”，以示高俅违反人伦。诸如此类的差异，还有不少。关于简本、繁本的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孰先出孰后出等问题，研究者看法颇见纷纭，迄今尚无定论。

目前知道的《水浒传》的早期版本都是明代刊本，属于繁本系统的主要有《忠义水浒传》一百回，前有天都外臣序，明万历十七年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明万历三十八年刊本；《钟伯敬先生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明末刊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明末刊本，前有大涤馀人序；《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一百二十回，明万历间刊本。属于简本系统的主要有：《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一百零二回，明万历二十二年刊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十回，明崇祯（1628～1644）年间刊，因与《三国志演义》合刻，故总称《三国水浒全传》，又名《英雄谱》；《忠义水浒传》，一百十五回，明万历间刊本，前有温陵郑大郁序；《忠义水浒传》，一百十五回，明刊巾箱本。此外，明末还出现一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七十回，由金圣叹删改而成，也属繁本系统，清代以来，此本颇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