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近代音的起始时间存在认识上的差异。钱玄同在1918年出版的《文字学音篇》中，在“古今字音之变迁”一节为其所分的第五期作如下说明：“此期文学，以北曲为主，于是有以北音为主之韵书发生，如元周德清之《中原音韵》及《菉斐轩词林韵释》（应为菉斐轩《词林韵释》，疑为钱氏笔误，作者注）……此六百年之普通口音，即为《中原音韵》《洪武正韵》等韵书之音……由此而发生一种普通语言，即俗称‘官话’者是。”他虽然没有明确地划定这一时期为近代音，但跟后来学界关于近代音的认识大致相当。魏建功在1935年出版的《古音系研究》中将古音分为七期，以14世纪至19世纪为第六期，亦即近代音期。钱、魏都认为近代汉语语音的时限上起元代、下至清代。邵荣芬在1979年出版的《汉语语音史讲话》中提出，近代汉语语音是12～17世纪，大致是从南宋到清初。王力在1980年出版的《汉语史稿》中将4世纪到12世纪（南宋前半）定为中古期，12、13世纪为过渡期，13～19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期，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为过渡期，以后为现代期。吕叔湘在198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则主张近代汉语上起晚唐五代，下至鸦片战争，并把现代汉语当作近代汉语的一部分。宁忌浮则在1987年的《试谈近代汉语语音的下限》中提出，近代音的下限在17世纪，原因是在17世纪前后，如[tʃ]等彻底读[tʂ]等，“儿”字读[əʅ]以及[ʅ]尾韵母的全面形成，[tɕ]等的形成，其后就是现代汉语了。胡明扬1992年出版的《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蒋绍愚1994年出版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等主张近代汉语上起唐初下迄《红楼梦》（1784）前。蒋冀骋在1997年出版的《近代汉语音韵研究》则主张近代音为晚唐五代至明末清初这一时段。

学术界对近代音的起讫时段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语音结构成分的演变具有时间上的前后次序，不是一蹴而成的，如果强调某一音变开始发生的时期，那么近代音就要往上推溯，如平分阴阳、浊上变去都发生在唐代；如果强调某几个音变的一致性，那么精、见系声母腭化为tɕ组的时间就要到清代。二是不同的学者根据的语言事实有别，有的强调词汇，有的强调语法，所以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

近代音是中古音的延续发展，经过近代音的过渡，发展到现代汉语语音（共同语），其音变特征起自中唐，主体是宋元明语音，下限在清初，其语音系统是北方官话语音（共同语）。近代音是一个连续的语音发展过程，前后存在不同的音变现象，官话方言之间也存在音变不同步的问题。因此，近代音并非一个内部一致的音系。

近代音相对中古音来说，发生了许多重要历史音变，综合起来，近代音重要的标志性音变有：轻唇音声母从重唇音声母中分化出来；全浊声母清化；影云以等声母合流为零声母；知庄章三组声母逐渐混同；两呼四等变四呼；入声韵尾合并直至消失；平声分阴阳；全浊上声变去声。这些音变是分别逐渐完成的，并非都同时发生。

在中唐之前的音韵材料里，无论玄奘、玄应还是何超的音系都与《切韵》大同小异，音位系统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中唐之后，语音系统开始动摇，表1是中唐后的音韵材料所表现的音变现象。

表1中的音变主要表现为：声母部分清化，轻唇音声母产生，喻母三、四等合一，重韵合并，部分三、四等字合并，全浊上声部分变去。从某种意义上讲，慧琳音系具转折性意义，朱翱音系具音变的典型性。这些变化说明中古音的组织结构开始松动，这应当是近代音的源头。

五代动乱之后，宋、元代汉语进入了真正的近代音时期，具备了近代音的普遍特征，彻底打破了中古音的音韵结构，整个音位系统有了质的变化，完全进入近代音的范畴，如表2所列音系。

元代语音与宋代语音的区别主要在于车遮韵、支思韵的定型程度。毛晃、毛居正父子《增修互注礼部韵略》（1162）“微韵”注：“所谓一韵当析而为二者，如麻字韵自奢字以下，马字韵自写字以下，祃字韵自藉字以下，皆当别为一韵，但与之通用可也。盖麻马祃等字皆喉音，奢写藉等字皆齿音，以中原雅声求之，敻然不同矣。”毛居正已经体认到麻韵二等字与三等字的主要元音已有不同，但还没有成为共同语的普遍特征。

确定近代音的下限应当跟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及官话方言进行比较，把近代的语音史料进行归类排比，就会发现明代中叶之后，共同语就突破了近代音的范围，而进入现代官话的范畴：-m尾消失、ɚ韵母形成、开合齐撮四呼定型。标志性的音系是徐孝《合并字学集篇集韵》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前者更多反映了北方官话，后者更多反映了江淮官话音系，如表3所示。

现代官话方言的见系字腭化乃至于北京话的尖团音声母部分合流，不是官话方言的普遍特征，仅是部分官话方言现象。如果不计入该项变化，那么近代官话的下限应在明代末叶。

近代音是一个连续体，有过渡阶段，也有方言的不同，但根据每一段共同语的主流音位结构，近代音可以做如表4的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