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1959年在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和宁阳县交界地区发掘的大汶口墓地（见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别在以泰沂山地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分布范围包括山东全境、江苏和安徽北部、河南东部等广大地区。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前2500年，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时代大体相当。

大汶口文化重要遗址分布图

大汶口文化内部包括了不同的地方类型，早期主要有鲁中南地区的王因类型、苏北地区的刘林类型和胶东半岛及沿海岛屿的紫荆山类型；中期有汶河和泗河中上游地区的大汶口类型、苏北地区的花厅类型、鲁北中部的五村类型、潍河和胶莱河流域的呈子类型和胶东半岛地区的北庄二期类型；晚期包括汶河和泗河中上游地区的西夏侯类型、沂河和沭河中上游地区的陵阳河类型、鲁西北小清河和徒骇河中上游地区的尚庄类型、胶莱平原地区的三里河类型、胶东半岛地区的杨家圈类型、淮河下游以北的赵庄类型，以及鲁西南和豫东、皖西北的尉迟寺类型。

大汶口文化早期即已进入稳定的定居农业经济阶段。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占主导地位。中晚期在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发现一定数量来自南方的稻作遗存。农具以石器为主，兼有骨、角、蚌器。如用于垦荒的石斧，翻土和中耕的石铲、骨铲、蚌铲及角锄，收获用的石镰和石刀、骨镰、蚌镰和蚌刀，加工谷物的石磨棒和石杵等。收获工具的增多和三里河遗址发现的储存有1.2立方米炭化粟的粮仓，表明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农业生产已获得长足进步，为社会分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饲养的家畜家禽主要是猪和狗，可能还有牛、羊和鸡。早期阶段家畜饲养就比较发达，各遗址都发现有猪和狗的骨骼，甚至使用猪和狗殉葬。中晚期用猪随葬的风习盛行，大汶口墓地133座墓中随葬猪的超过1/3，三里河遗址一座墓葬中出土的猪下颌骨数量多达32件，还在一个灰坑中发现5只完整的小猪，或认为与猪的圈养有关，表明中晚期家猪饲养已十分发达。渔猎在社会经济中仍然占有一定地位。早期阶段胶东半岛沿海地区存在较多包含大量贝壳等厨余堆积的贝丘遗址；西部平原地区也发现丰富的野生动物遗存，位置偏西的兖州王因遗址，发现30余个种属的蚌类及扬子鳄、鱼、龟、鳖等水生动物遗骸。中晚期渔猎经济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补充。渔猎工具种类较多，有骨、角鱼镖和鱼钩，骨、角、牙镞，石、陶网坠等。遗址内发现的鹿、獐、狸、野猪等多种动物残骨，应为狩猎所得。

陶器生产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早期均为手制，采用了慢轮修整技术，器形种类略少，主要有鼎、罐、觚形杯、三足钵、大口尊等。中期发明了轮制技术，多用于小件器物制作，出现一种火候较高且为大汶口文化所特有的青灰陶，出现实足鬶、盉、盂形鼎、背壶、圈足尊、大镂孔豆等新器形。晚期快轮制陶技术得到推广和普及，陶器的质量提高，烧制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为后来龙山文化蛋壳陶的问世准备了条件。器物种类增多，新出现袋足鬶、实足甗、尊、高柄杯、筒形杯和瓶等。同时，开始以高岭土为原料制作具有礼器性质的白陶器物。陶窑发现较少，大汶口遗址发掘出一座比较进步的晚期横穴窑，与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窑基本相同。

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出土的陶鬶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彩陶器座

玉石制作十分发达。早期已生产出磨制精致的石器，并较多地使用了穿孔技术。中晚期开始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等石料，普遍采用线切割和管钻技术，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类增多，形制定型化。大汶口、焦家、岗上、花厅和丹土等高等级遗址中的贵族墓葬，还出土有精致的大型穿孔玉钺、多孔大玉刀、璧环及成串的玉石装饰品。其他手工业有建筑、木作、纺织、编织、制革、酿酒等。

在技术创新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引领下，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社会经济得到全面发展，玉器、象牙器、白陶器的出现和快轮制陶技术的发明、推广，使得一部分手工业门类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

早期聚落有长岛北庄和青岛北阡等遗址。北庄遗址是坐落在长岛大黑山岛东部临海坡地上的聚落，分为南北两大群，中部有较宽的间隔，每群内部又分为若干组。北阡遗址是一处濒邻黄海的小型环壕聚落，中部有两个小广场，广场周围分布着多少不一的房址。晚期的皖北蒙城尉迟寺小型环壕聚落，内部为相对独立的连间排房建筑。中晚期大小聚落的面积差别十分显著，焦家、岗上等遗址的规模已接近百万平方米，并开始出现有环壕的城址。章丘焦家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城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而滕州岗上遗址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城址的出现和扩大，是社会分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或可视为早期国家诞生的标志。

房址有地面式和半地穴式建筑两类，平面以方形为主，面积多为10～20平方米，适合普通的核心家庭居住。地面式建筑多为木骨泥墙结构，四角的角柱较粗较深，应为承重柱。半地穴式建筑则先挖出一个浅穴，地面经铺垫加工，灶址多靠近一侧的墙壁，室内四壁下部和中部有数量不一的柱洞，多为斜坡式门道。尉迟寺类型的房址较为特殊，为互不相通的院落式连间排房，有2、4、5、8间不等，每间有独立的门道。房址周围有较浅的基槽，槽内密布小柱洞，应为木骨泥墙。大间房屋均有灶址，而有灶的房屋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消费单位。连间排房的出现应是受到豫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

已发掘的墓葬数量达3000余座。多数遗址有与居住区相分离且排列有序的公共墓地，如兖州王因遗址发现墓葬899座。有的墓地因长期使用形成层层叠压的墓葬，大墩子遗址（见邳州大墩子遗址）的墓葬多达八层。绝大多数墓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早期部分等级较高的遗址已开始出现木质葬具，中晚期椁和棺已十分流行。焦家遗址发现的300多座墓葬中，有木质葬具的超过60%，葬具有两椁一棺、一椁一棺、一棺等不同等级的区别。岗上遗址的大型墓葬还有头箱、边箱和垫木等。葬式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其他特殊葬式较少，早期在以单人一次葬为主的情况下，也存在少量多人一次合葬和多人二次合葬，多为同性合葬。北阡遗址以多人同性合葬和迁出墓为主。此外，还有少量成年男女一次合葬墓，基本为男左女右的方式排列，其性质一般认为是父权制社会的夫妻合葬或妻妾殉葬。

早期墓葬在墓室大小、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差别不大。中晚期的墓室规模、葬具的有无和多少，以及随葬品的数量、质量和种类等，均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别。大汶口10号墓，墓室面积达13.44平方米，葬具为一椁一棺，墓主人佩戴三串玉石质头饰和项饰，随葬有玉钺、象牙和骨雕筒、象牙梳，以及包括29件白陶在内的近百件精美陶器，还有猪头、兽骨和可能是用于蒙鼓的鳄鱼骨板。普通的小型墓葬墓室狭小，墓内空无一物。

艺术品主要有玉器、骨牙器、彩陶和陶塑。海岱系玉器形成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作为艺术品的玉器多为小件，如岗上遗址的玉人面、焦家遗址的玉龙和玉蝉、丹土遗址的玉鸟。骨牙器制作工艺十分高超，早期就有精致的小件骨雕艺术品，如刘林遗址的牙雕猪头、大墩子遗址成串的雕花骨珠等。中晚期剔地透雕技术和镶嵌技术臻于成熟，如大汶口墓地的16齿透雕象牙梳、透雕花瓣纹象牙筒、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和岗上遗址的骨杖形器等，代表着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最高水平。彩陶具有自身的风格和特征。如色彩的运用以白、黑或白、红复彩为主，注重着彩层次、色彩对比和阴阳结合；构图手法和形式多样化，如对称、错位、连续、反复和不同风格并存等。内容分为有信仰寓意的图案和装饰性花纹两大类，前者如八角星图案、戴羽冠的神人图案等；后者种类繁多，如花瓣纹、回旋勾连纹、涡纹、斜栅纹、连续几字形纹、折线纹、网格纹、水波纹等。中晚期还发现一些模仿动物造型的工艺品，如大汶口墓地的红陶兽形器，三里河遗址的猪形鬶、狗形鬶和龟形鬶，花厅遗址的猪形罐，以及大量象征鸟的陶鬶等。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象牙梳

图像文字的出现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精神文化领域的重要成就。迄今在山东、安徽、江苏等地10余处遗址中发现刻写于陶大口尊上的图像文字有近10种之多，其中如“日—鸟—山”等图像文字在相距千里以外的不同遗址重复出现，多数学者认为这些图像具有早期文字性质，与中国早期汉字的产生关系密切。

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刻有图像文字的大口陶尊

根据大量墓葬资料，不少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早期已开始进入宗族制的父系社会，如大汶口遗址和刘林遗址，社会分化产生并逐渐加快。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早期许多地区还停留在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在区域聚落形态上，个别地区开始形成大、中、小型三级聚落形态，多数地区可能还处于中、小两级结构阶段。中晚期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以中心聚落为核心的三级结构聚落形态成为常态。有的中心聚落开始修筑城墙和挖掘环壕，与周围的中小型聚落一起，构成了典型的“都—邑—聚”金字塔状聚落结构。像大汶口、焦家、岗上、花厅、陵阳河遗址等以都邑性聚落为中心的区域，已产生早期国家，进入文明时代。而聚落的布局和房屋建筑，与同时期的墓地、墓葬相对照，显示出聚落内部已形成“宗族—父系家族—家庭”三级基层组织的社会结构。

大汶口文化直接来源于当地年代更早的北辛文化，发展去向为海岱龙山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时代前后紧密衔接，文化内涵一脉相承，同为早期东夷族群所创造。大汶口文化早期以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为主，中晚期则是对外文化扩散和输出占据上风。大汶口文化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关系密切，早期的彩陶等文化因素，多来自庙底沟文化，中晚期对中原地区展开了包括人口迁徙和文化传播在内的双重文化传播和影响。环太湖地区的崧泽—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时代相当，两地关系密切，在双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始终以南方对北方的文化输出和影响为主，这一主流态势到良渚文化末期才发生根本性转变。此外，大汶口文化跨越渤海传播到辽东半岛的南部及沿海岛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小珠山文化的发展进程。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燕山南北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也与大汶口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