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外销瓷专指16世纪到19世纪中国与欧美贸易中的,并在式样和纹饰上受到西方一定影响的中国瓷器。广义则可泛指任何时间中国出口至国外的瓷器。

中国陶瓷的外输，始于汉晋六朝，发展于隋唐宋元，鼎盛于明清时期，海洋交流区域逐步从东亚岛弧扩展到印度洋两岸乃至大西洋两岸，瓷器成为古代世界“中国制造”的标志产品。但是，汉唐时期中国瓷器主要通过官方贸易途径传播，当然也有包括中国商人在内的亚洲商人在从事瓷器贸易。从各国来的使节到中国朝贡时，除了中国皇帝会赠予他们大量瓷器之外，他们也可以在中国皇帝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一定的物品买卖，换回中国瓷器，这也就是瓷器的朝贡贸易形式。中国瓷器通过这种途径传播到亚洲各地。民间贸易在这一时期虽然不是主导形式，但同样也发挥着传播瓷器的作用。中国民间商人常常出海到各地进行瓷器贸易换回当地物品，同时其他国家商人也常常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瓷器贸易，但中国商人并不直接与欧洲消费者进行交易，而是通过阿拉伯商人将瓷器转运至欧洲。总之，这一时期的瓷器贸易以官方贸易为主导，主要在亚洲地区展开，运输到西方的瓷器数量十分有限。

随着唐代制瓷产业的进步和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国陶瓷的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晚唐时期长沙窑的异军突起和迅速发展，反映了从这一时期开始，外销瓷的商品性大大增强，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增多，陶瓷的输出以获得经济利润为主要目的，黑石号是典型案例。外销瓷的贸易模式开始从朝贡式贸易向商品式贸易转变。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战局面，农业、手工业等均得到较大发展，政府鼓励海上贸易。在造船技术、导航技术等外部因素的推动下，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规模比唐、五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宋元政府对海外贸易持支持的态度，在各方有利条件的推动下，中国开启了大航海时代，陶瓷贸易在此大背景下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中国瓷器真正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并达到贸易高峰是在16世纪至18世纪。16世纪至18世纪，以葡萄牙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航海大冒险，不断地向外拓展贸易和殖民领域以攫取更大的原始资本，中国则经历了朝代变迁、倭寇成患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国内瓷器生产销售的变化，对于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有着极大的影响。这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传输的中国瓷器大部分是青花瓷，多数来自当时被誉为“瓷都”的景德镇。西方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和热爱，一条条连接世界各地的贸易航线的开辟，中国国内瓷器生产和运输的优越条件以及相对活跃的市场环境等都促使中国瓷器对外贸易得到极大扩展。随着西方人参与瓷器贸易程度的加深，中国瓷器贸易在市场规模、外销规模、地理范围、销售网络、器型和式样等方面都出现了变化，充分体现了中国瓷器贸易的全球性。

唐五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不仅制瓷工艺有了很多发展和进步，制瓷的窑场数量和分布都有很大的扩展。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以及海上运输能力的提高，陶瓷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被运往世界各地，最远可到达非洲东海岸。唐五代时期也是中国古陶瓷外销的一个重要阶段，日本学者称其为“初期贸易陶瓷”阶段，代表性的外销陶瓷品种和窑口有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和长沙窑瓷器等。

晚唐以来特别是五代时期，越窑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越窑所产瓷器通过海路运往东南亚各国及亚非各国与地区。可以说，唐、五代是越窑青瓷外销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越窑产品也是此时期中国外销瓷的主要产品。从出土的陶瓷实物看，越窑瓷器主要是自唐代始通过明州港对外输出，一条航线直达朝鲜和日本，另一条从明州出发经泉州、广州，绕马来半岛到达波斯、地中海沿岸和东非各国。

长沙窑所烧瓷器也是唐五代时期中国外销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品在东亚、东南亚、西亚和东非很多国家均有发现。相对于越窑、邢窑等名窑而言，唐后期兴起的长沙窑有颇多劣势，且远离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长沙窑在创烧之初就有明确的市场定位，生产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的外销商品瓷。为了适应国外市场，提高作为外销贸易瓷的竞争力，长沙窑在器型、装饰上大胆创新，主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因素，将广大伊斯兰国家和佛教国家人民熟悉的、喜闻乐见的装饰元素融入产品中。如销往东亚、东南亚的瓷器上多佛教装饰和棕榈、菠萝、椰子等热带植物水果图案，而销往西亚国家的瓷器多胡人形象和伊斯兰教内容。这种市场导向的生产模式反映了唐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商业意识的增强。

长沙窑所体现的外来因素不光是主动学习借鉴的结果，而且是当时订单生产模式的反映。当时的阿拉伯商人不满足于在贸易港口购买商品，很可能已经深入瓷器产地，介入瓷器设计生产环节，由他们提供设计图样，再由长沙窑进行烧制生产。这样做既降低了因中间商而产生的额外费用，满足了不同地区的商品需求，又保证了长沙窑瓷器的销路，降低了滞销的风险，可谓是双赢的做法。这种贸易模式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大创举，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较唐、五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而商人们也是多选择通过帆船进行海外贸易。在宋初，海上贸易就形成了两条主要路线：一是从扬州或明州出发，路经朝鲜、直达日本；另一条是从广州出发，直达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或更远的地方。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更为便捷，航路的多样化也推进了陶瓷消费市场的扩大，加之船较大，所载的外销瓷器也更多。

瓷器在运销过程中容易因磕碰而破碎，相对陆路而言，海运更加安全。为避免陆路运输过程中的损失，入宋以后，随着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沿海地区兴起大量专门生产外销瓷的窑场。广州、泉州、宁波等地纷纷设立瓷窑。广州是宋元时期最重要的港口，全国各地的名窑陶瓷器大部分是经过广州港对外输出的，这也为广东的窑业仿造这些名瓷提供了极大便利。在宋代，几乎全国各窑系的产品，广东都有仿造。迄今在广东发现的宋代窑址有八十多处，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惠州窑和雷州窑等。其中潮州窑和西村窑水陆交通方便，专供外销，国内很少有这两处窑址的瓷器出土。

宋元陶瓷的外销情况，在文献《宋史》中的《食货志》《诸蕃志》和《岛夷志略》均有详细记载。宋元开始，东南亚的地位从中国瓷器对外贸易的“途经地”变为主要销售地区之一，由于通商往来国家的增多，互通商品类型增多，在中国的海外贸易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宋朝对外输出瓷器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都是以往朝代不可比拟的。在亚洲的朝鲜、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非洲的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甚至远到津巴布韦和南非联邦，都有数量可观的中国宋元陶瓷器出土。龙泉窑、景德镇窑、德化窑、泉州窑、西村窑和潮州窑等是宋元时期主要的外销窑口。对外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有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下黑彩瓷、黑釉瓷、耀州窑及福建、广东、广西所产的青瓷等。

明清时期是中国瓷器外销的辉煌时期，这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传输的中国瓷器大部分是青花瓷，多数来自当时被誉为“瓷都”的景德镇。西方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和热爱及为此而开辟的一条条联系世界各地的贸易航线和中国国内瓷器生产、运输的优越条件以及相对活跃的市场环境等，都促使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得到极大扩展。16世纪，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第一次出现交集，其中最重要的商品就是中国瓷器。葡萄牙将中国瓷器带到欧洲，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紧接着17世纪荷兰成为与中国进行瓷器贸易的西方霸主；到18世纪，英国主宰了联结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瓷器贸易。在这200年间，中国瓷器外销达到了一个顶峰，并且随着西方人参与瓷器贸易程度的加深，中国瓷器贸易在市场规模、外销规模、地理范围、销售网络、器型、式样等方面都出现了变化，这些变化充分体现了中国瓷器贸易的全球性。

瓷器在16世纪至18世纪不仅是一种大宗贸易商品，更是当时文化和历史的承载体。这一时期瓷器的器型和图案纹饰体现着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融合。从葡萄牙人将第一批中国瓷器（被称作克拉克瓷）运往欧洲开始，到西方人第一次对瓷器器型纹饰提出要求，反映在瓷器上的中西文化开始出现交集。西方人对中国某些瓷器器型样式等方面的接纳与排斥以及中国瓷器手工业者对西方人在器型纹饰等方面要求的认可与否定，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二者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差异冲突。

17世纪中叶以来，荷兰东印度公司通常会随订单送上木质模型。当他们需要新模型时，瓷器样品会在代尔夫特做出来然后送到广州。如果这样做不可能的话，他们就会直接把图案送到广州。在广州制作出瓷器样品后，样品会被送往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甚至把图案直接给中国瓷匠，甚至还会指定设计者如康奈利•普洛克，而这些设计者也有可能被送到中国指导中国瓷匠进行制作。其他东印度公司也绝不仅满足于将雕刻品送往广州，他们也委托著名的艺术家设计出盘子、杯子、花瓶、汤碗，然后让中国人生产出来。法国塞夫勒送来了软质瓷器，而鲁昂送来最典型的彩陶。英国也从国内工厂送来模型——弓瓷厂或切尔西的鹧鸪盖碗、代尔夫特的小鞋子、伍斯特的酒杯和马克杯、韦奇伍德陶瓷的盖碗。另外还有许多瓷器作为模型从玛利伯克（1758年在斯德哥尔摩建立的皇室瓷器厂）送到中国，并被细致地仿制。瑞典在1775年也送来玛利伯克制作的冰桶和带柄花瓶的模型。

从质量上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销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福建运来的销往近东地区和马来群岛的粗瓷；一类是运往欧洲市场的细瓷，大多是青花瓷。从器型上来说，早期运往欧洲的中国外销瓷以餐具类为主。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早期，中国瓷匠模仿生产从欧洲送来的银器或精巧的彩陶模型，主要是小碗和带柄小汤碗等。18世纪茶具开始流行。

这一时期中国外销瓷按式样可分为：西方器型中国题材的瓷器、中国器型西方题材的瓷器、西方器型西方题材的瓷器。按地名、材质和图案纹饰等特点分有克拉克瓷、纹章瓷、珐琅瓷、粉彩瓷和广彩瓷等。除此之外，中国外销瓷在各国也拥有不同的名称，如19世纪甚至是今天，英国人和美国人常常将中国瓷器称作“东方的洛斯特夫特”，英国人有时也将中国外销瓷称为“南京瓷”，法国人经常用“东印度公司瓷”来表示中国外销瓷等。

克拉克瓷是欧洲人早期欣赏的某些特定类型的青花瓷。由于这些瓷器多由葡萄牙人的克拉克船运输，所以被称作克拉克瓷。克拉克瓷在器型、图案式样等方面都是中国风格的。例如，盘、瓶和水壶上的图案是各式各样的中国题材：梅花鹿、山景人、莲花池中的戏水鸳鸯、鸟和假山等。克拉克瓷的原型出现在嘉靖后期，一直到万历时期仍然流行。

纹章瓷多是西方皇家贵族、各团体组织等为彰显身份地位让中国瓷匠按照他们提供的纹饰和图案专门烧制而成的一类瓷器。所提供的图案被称作“纹章”，也就是贵族、显赫家族、军事团体、公司等的象征标志。由于大部分纹章瓷都是为欧洲皇室贵族专门定制的，上面多有贵族家族的徽章，所以纹章瓷也称作“徽章瓷”。这是一种专门用于外销的瓷器，纹饰图案很少被国内消费者所接受。早期纹章瓷的纹饰图案较大，周围的花纹也比较宽，但是从18世纪晚期开始，瓷器上的纹章图案开始缩小。由于纹章瓷多是皇室定制，并且对瓷器各方面要求十分严格，许多瓷器专家普遍认为纹章瓷是外销瓷中的精品。带有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纹章的青花瓷壶是发现最早的纹章瓷。

清康熙时期出现的珐琅瓷不仅是国内宫廷流行的瓷器，而且也是外销瓷中一颗闪耀的明珠。珐琅瓷的彩料从欧洲进口，由于珐琅瓷的装饰仿照铜胎珐琅，所以清廷又将其称作“瓷胎画珐琅”。粉彩瓷是受珐琅瓷影响烧制而成的釉上彩新品瓷。粉彩瓷自从康熙晚期出现以后，就逐渐取代了五彩，成为釉上彩的主要产品，历清代各朝而盛烧不衰。到雍正时期，粉彩瓷的装饰图案更加欧洲化，中国图案逐渐减少，而欧洲人喜欢的巴洛克风格花鸟景物以及装饰逐渐增多。乾隆时期，模仿欧洲装饰风格的技巧更加熟练，开始由巴洛克风格转向洛可可风格，甚至有可能看到景德镇的画工模仿欧洲的中国艺术，著名的瓷盘“La Dame au Parasol”就是一个例子。

广彩瓷是广州彩瓷的简称，它是在各种从江西、湖南、广东等瓷窑运来的白瓷器皿上进行彩绘而烧成的一种瓷器，大多是中国织锦图案，颜色鲜明绚丽。清乾隆（1736～1795）年间，为了防止按照西方人图样烧制瓷器时出现错误，将江西景德镇烧制的白瓷器运到广州，在那里按照西方商人的指示和图样进行彩绘，再售予外商。

遍及整个世界的中国瓷器，以景德镇为中心的规模化生产和劳动分工，瓷器生产过程中文化的理解误差和融合，一套系统合理的瓷器交易程序，以及遍及他国媒体的中国瓷器广告，方方面面都展现了瓷器贸易的繁荣程度，体现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文明的联系。瓷器代表着中国跳动的脉搏出现在世界各地。

图1 中国出口美国的瓷器

图2 有基督教场景的中国出口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