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的历史370多年。此期，尤其在唐代，工艺美术百花争艳，成就辉煌，而时局的变化令其风貌前后不同，其间最大的分野出现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天宝十四载（755）。

安史之乱以前，中国与西域的频繁往来，胡人的大批迁入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影响很大。在统治集团的倡导下，中国工艺美术“胡风”弥漫，特别是织锦和金银器，带有浓郁的西方情调。西域的文明大国是萨珊王朝（古代伊朗王朝，226～651）、大食帝国、拂菻国（拜占廷帝国），那里民俗工巧，工艺品制作精丽。中亚的粟特诸国夹在以上大国和中国之间，工艺制作繁盛发达，又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转口贸易，使他们的产品样式、喜乐好尚对中国工艺美术有直接的影响，中国工艺美术所受的西方影响几乎都是被粟特吸收和改造过的。

安史之乱绵延8年，对工艺美术的影响极其深远。首先是吐蕃乘虚进据河陇（今甘肃西部地区），切断了丝绸之路，工艺美术的西方影响日渐减小。其次是统治集团对胡风、胡器的兴致衰退，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内忧外患的民族色彩有关。重要的还有，北方战乱频发，经济残破，而南方却相对安定，这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艺制作的地位日渐重要。而那里的民族构成不像北方那样驳杂，汉文化氛围也更加纯净。 

隋、唐、五代的工艺美术取得了多方面的辉煌成就，其中，丝绸是最重要的门类。当时的高档纱、罗，轻薄纤丽，做成的衣衫有披烟裹雾之感。唐绫的品类极其繁多，见于史籍的有几十种，最著名的是江南的缭绫。织锦的文化内涵尤其引人关注，它们以斜纹纬锦居多，配色浓艳，图案饱满，往往带有强烈的异域风，其中，较精美的作品当产在中国内地，较粗疏的则多应产在西北地区，甚至中亚。丝绸的装饰方法主要是织纹、印染和刺绣，其中，织纹最常见，也最重要，而锦纹又可为其典型。

卷草凤纹锦（唐）

罗地蹙金绣宝相花纹小拜垫（唐）

联珠四骑猎狮纹锦（唐）

初唐，窦师纶为宫廷设计了一批绫锦图案，因窦师纶封爵陵阳公，所以这批图案又称陵阳公样。内填对称禽兽的联珠纹绫锦，采用的就是陵阳公样。联珠纹源出西方，内填的禽兽纹也常有异域情调。8世纪，联珠纹锦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宝相花和写实性花鸟，以后，花卉纹的地位还在逐步上升，逐渐成为中国丝绸以至工艺美术的主要装饰题材。印染的图案发展与织纹相同，常见的印花方法有夹缬、绞缬和灰缬。夹缬的图案往往最清晰、最精美，还常见复色制品，它们花团锦簇，最具时代特征。刺绣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题材的拓宽和技法的丰富上，佛教的昌盛使绣经、绣像成了刺绣的重要内容，而平绣法的出现使线条光润流畅，色彩浓淡相合，能够惟妙惟肖地表现物象。

隋、唐、五代是陶瓷发展的辉煌时期。窑场分布于中国的广大地区，其中以河南、浙江最为密集。越窑是传统青瓷的代表，邢窑是新兴白瓷的典范，在这两种最常见的釉色之外，还有黑釉、黄釉等。时人看重釉色的粹美，更迷恋彩色的斑斓，于是便有花釉、绞胎和唐三彩的创造。装饰手法既有平面的彩釉和绘画，还有立体的刻画、模印、镂空、堆贴和捏塑，而装饰题材也从各种图案扩大到文字。

龙柄鸡首白瓷壶（隋）

彩绘婴戏纹执壶（唐）

三彩女俑（唐）

陶瓷艺术灿烂辉煌的基础是精良的制作工艺。烧成温度的提高令瓷器胎体坚密，在瓷碗中注水敲击甚至能演奏成乐；邢窑等白瓷的胎体可薄逾蛋壳，令人叹为观止。越窑的秘色瓷釉面温润匀净，开启了陶瓷如冰类玉的新风。五代耀州窑“官款”的支烧粉青釉器物对宋代汝窑、官窑的影响也不言而喻。 

此前，中国的金银容器制作并不发达，但受西方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唐代金银器获得了较大发展，大批量地出现在上层社会的生活中，并且在盛唐达到顶峰。此时金银器的造型与装饰，也常常是陶瓷和漆器取法的楷模。金银器中，最精妙的莫过于香囊，香囊形体似球，玲珑剔透，不论如何转动，囊内的香火、香灰都不会漏撒，显示出高超的设计水平和精湛的制作工艺。不过，伴随着唐代的衰落，8世纪中叶以后的金银器开始走下坡路。

法门寺金银丝笼子（唐）

金容器的数量少于银质。唐代银器图案每每鎏金，被称为“金花银器”，银白金黄，效果华贵。此时的金银器装饰主要采用錾刻和锤揲为主：前者在器物正面刻画花纹，图案呈阴线效果；后者由里向外敲出花纹，图案呈浅浮雕效果。錾刻的技法有更多的中国渊源，捶揲的技法有更浓厚的西域特色。到8世纪，錾刻表现的题材仍有较强的中国特色，而西域风格的题材多以后者表现。与装饰相比，隋唐金银器的造型受西方影响更大，8世纪中叶以前，如把杯、高足杯、多曲长杯、胡瓶等大量出现。但西域的造型逐渐被改造，趋势大体为减少复杂的造型变化，器物由挺拔奇兀转为圆柔平和。

摩羯纹金花银盘（唐）

唐代铜器也有新发展。最能体现大唐气象的是武则天时的两件作品。证圣元年（695），八棱柱形的天枢制成，它高约46米，直径约3.6米，其上饰以圆雕的人物、动物。万岁通天元年（696），又用铜56万余斤铸为九州鼎，它们或高丈八，或高丈四，饰以各州的风物名产和山川形胜。唐代，尤其在玄宗前后，还是中国铜镜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唐镜的冶炼和熔铸十分讲究，最著名的扬州镜甚至有百炼之称。镜形不再是圆形一统天下，出现了多种花式造型，装饰题材也极为广泛，常用较大的装饰面表现一个主题，布局更加自由。出现了一批如螺钿、嵌金银、金银平脱等华丽的特种工艺镜。进入9世纪，因铜源日趋紧张，铜镜日渐轻薄，愈形粗陋，从此铜镜艺术一蹶不振。

因为易朽难以留存，这个时期的漆木器今见无多，但史籍描述的景象却很繁盛，一般器物轻便适用，高档品则每以金银、玉石装饰。最著名的漆器产地是襄州（今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所制器物令“天下取法”。木器的代表在日本正仓院有收藏，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华美绝伦，木画紫檀棋局精巧至极。玉石器的状况近似漆木器，文献记载虽然不少，遗物却如凤毛麟角，当时的玉石产自西域，高档制品常常有异国情调。

木画紫檀棋局

隋、唐、五代的工艺美术展示的首先是彩色斑斓的世界，彩色炳焕是这近400年的共同追求，而造型和图案却有明显的前后变化。安史之乱以前，器物造型挺拔，以后则转向圆柔，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高脚桌椅的启用，又有中国文化对西方因素的吸收改造。图案的变化首先表现于取材，其次是构图。安史之乱以前，禽兽纹地位突出，形象威武雄健，花卉叶瓣丰肥，枝蔓粗壮，常取用弧度较大的曲线组合纹样；以后，花卉纹日形重要，它们婉转娇柔，切近自然，禽兽则每每出现在花丛之中，淡化了威严的气势，增添了和顺的情态。造型与图案的变化也带来了风格的差异，大体上，安史之乱以前，风格颇雄健，较多富丽堂皇的贵族气派，以后，则转向平和，较多亲切浅近的平民风范。

此期的工艺美术既广泛吸收西方因素，又为诸多国家所取法。当时，中国的丝绸、陶瓷等工艺品成批外销，东起日本，西至埃及，所到之处，备受欢迎，引出众多的异域仿制品，影响甚至改变了当地的工艺美术进程。因此，隋、唐、五代的工艺美术具有真正的世界意义，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