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工艺美术的重要转型期。由于蒙古族的早期征战和空前发达的中西交通，使蒙元社会多种文化并存，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汉族传统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高丽文化都影响了元代工艺美术生产，其中，前三种文化的作用尤为明显。

蒙古族特别珍重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他们色尚青、白，因此，有大批以蓝、白为基色的工艺品。蒙古族重9恶7，因此，青花瓷的装饰带多为9层，7层的不见。他们豪饮成风，因此，出现了许多硕大的酒器。游牧民族在迁徙中生产、生活，因此，工匠们成批制作便于携带的器皿。漠北高原天寒风疾，因此，毡罽业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蒙古族早期几无手工业传统可言，但对西方伊斯兰国家的征服使他们拥有了精丽的手工艺品和优秀的穆斯林工匠，在很大程度上，其审美感情与伊斯兰文明紧密联系。蒙元时期，不仅有大批西域珍异源源输入，政府还专设作坊，依靠伊斯兰工匠生产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工艺品，西域的原材料、装饰风格也被工艺美术普遍采用。但是，统治集团仍然要面对中国进行统治，所以他们不能与汉族文化隔绝，工艺美术生产的主体依然是汉族工匠，因此，尽管产品带有其他文化的印痕，但几乎所有汉族传统的造型、装饰和工艺方法都被保持和发展，还有不少民间生产纯然是对两宋的继承，越是到后期，汉族传统文化的作用越大。元代工艺美术仍与宋、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新的组合，走上了新的道路。

蒙古统治集团珍爱丝绸，因此当时的官府丝绸作坊数量最多。按《元史·百官志》的记录，丝织及丝绸作坊达72所，约占所载造作性质明确的中央官府工艺美术作坊的47%，并且已知当时规模较大的官府作坊也都是丝织局院。因官造的丝绸在社会总生产中占比不断增大，故元代丝绸所体现统治集团好尚也愈加明显，纳石失及撒答剌欺的风靡即为鲜明体现，用于供奉祭拜的织御容和佛坛采用缂丝技术、刺绣空前广泛的行用也也与此有直接关联。而缎的成熟与普及令彩丝锦的地位逐渐降低，改变了中国传统高档丝绸品种的格局。

团窠对格力芬纹纳石失袍（局部，元）

元代丝绸装饰以花卉为主流，但在高档织物中，动物纹数量增加，其中的一些还带有鲜明的异域情调，与藏传佛教相联系的八吉祥也被用于其中。吉祥图案的出现引人注目，但此时的吉祥图案还不成熟，往往以文字标明寓意。元代毡罽发展迅猛。毡由羊毛等挤压制成，罽是细密的毛织物。毡的数量远多于罽，尺寸也往往极大，尤其是用作帐幕、地毡的作品规模惊人。高档毡罽往往是对西域产品的模仿。从元代开始，棉布在中国普及推广，并逐渐取代了麻、丝织物，成为平民百姓的主要服装材料。元代棉布的装饰先以织造居多，中期以后，省时、省力、省工的印染图案逐渐流行，它们花纹精美，色彩不易褪脱，极得时人赞赏。

折枝花纹绫（元）

元代陶瓷成就辉煌。景德镇作为天下瓷都的地位已大体确定，这里有全国唯一官府瓷器窑场——浮梁磁局，许多著名的品种出产于此，而其中的青花从此成为中国陶瓷的代表。青花的崛起与蒙古族的色尚白、青的传统有必然联系。根据持有人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元代青花也呈现出种种差异，其中，数量较多且最典型的一类与伊斯兰文化联系较多。这类青花，花纹呈色的钴料出自波斯，使用此原料的技能也得自西域工匠的传授。以众多装饰带层层环绕器身的构图方式，迥异于宋代传统，也与西亚的金属作品相同。很多传世青花制品也都收藏在如今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精丽的装饰风格对元代陶瓷影响极大，就连一些稍粗朴的民间作品也表现出相同的追求。

“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元，高3.4厘米，口径17.8厘米，底径11.4厘米，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

元代陶瓷中还有釉里红、蓝釉、红釉等品种，它们也都产在景德镇，工匠很可能以浮梁磁局的“系官人匠”为主。景德镇产量最大的是卵白釉瓷，其高档品往往用于入贡或系官府，而更多的还是或精或粗的商品瓷。卵白釉瓷风行全国，这应根源于蒙古族的尚白。除景德镇以外，还有一些瓷区的产品流行于各地，如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瓷，钧窑系的窑变乳浊釉瓷，龙泉窑系的青瓷，江南诸窑的青白瓷等。

青瓷投壶式瓶（元，哥窑）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时的一些器物以仿宋为特征，如仿定窑的有山西霍窑和若干卵白釉瓷，仿官窑的有哥窑，陶瓷仿古，不合时宜，在元代，这可视为一种对主流文化的抗争。

金银器，尤其是金银酒具，深得蒙古族统治集团喜爱，但由于他们薄葬的习俗和金银器可熔炼的特点，帝王亲贵使用金银器的盛况只能从史籍中寻觅。尽管如此，元代金银器出土数量依然很多，但其主人往往并非蒙古权贵。出土物中，金器少而银器多，酒具中，素面者较多，而其他器物多带装饰。最常见的装饰技法是劲利流畅的錾刻，装饰题材以折枝花和团花居多，动物纹中较突出的是双凤，它们经常出现在极其考究的器物上。元代银器注重造型，大多简洁劲挺，追求轮廓线的刚柔变化，象生的造型也为数不少，早期的象生常作兽形，以后则以模仿花果居多。朱碧山是元代中后期的冶银名工，作品往往体现着汉族士大夫的情趣。元代的铜镜更加衰退，但是有若干铜匠以容器名扬天下，这与其作品的士大夫气质相联系。

如意纹金盘（元，高1.3厘米，宽16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统治集团对玉器极其爱重，士大夫也继承了重玉的传统，但很多出土的器物器型颇小，似不足以体现当时玉器的盛况。传世的渎山大玉海造于建元之前，硕大雄浑，是当时重要的宫廷酒具，为古代大型玉器中的杰作。史籍还记录了许多大型的宫廷玉制品，甚至以玉制作家具和建筑装饰，用玉之多，令人震惊。

渎山大玉海（元，高70厘米，重约3500千克，北京北海公园玉瓮亭藏）

蒙元统治集团对漆器似乎比较冷漠，宫廷虽用形制巨大的漆瓷贮酒，但已知的官坊作品多系单色的无纹器物，能代表元代漆艺成就的多系民间制品。民间漆器中，戗金银的装饰细密繁缛，已同宋代迥然异趣；螺钿图案精巧绝伦，犹如界画；雕漆的技艺更加纯熟，名工张成、杨茂的作品与宋代的艺术风格相通，典雅厚重，同经常见到的元代风格大不相同。

“杨茂造”款剔红《观瀑图》八方盘（高2.6厘米，口径17.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张成造”款剔犀云纹盒（元代，高6厘米，直径14.5厘米，安徽博物院藏）

使用优质原料，汇集能工巧匠的官府作坊数量多、规模大是元朝工艺美术生产的重要特点。但蒙古族尚薄葬，明初又把元朝官府产品毁坏殆尽，这导致了出土和传世的元朝官府高档产品少之又少。从而，人们长期以“粗犷豪放”看待元朝工艺美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文献整理的深入，这种看法正在逐渐消除。纳石失和青花瓷是元代工艺美术的精华，它们的装饰精丽繁密，效果华贵，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代表了元代工艺美术的追求。但是，元代工艺美术蕴藏着矛盾，突出地表现于体量巨大的造型与精丽繁密的装饰的对立，似乎元人已在着手解决矛盾，特大的造型都出现在早期，晚期的大型器物的尺度已接近合理，而装饰却愈趋精丽，效果也更加华贵，发展趋势逐渐明确。

元代工艺美术改变了两宋的传统，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天然美变为竭尽雕琢之能事的人工美。明代，特别是清代的官府工艺美术，已经很难超出元人指引的方向。元代工艺美术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也大大地影响了异域。比丝绸、陶瓷畅销海外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其他国家的工艺美术的发展。除周边国家外，一些14世纪的波斯绣稿完全是中国式样，在伏尔加河流域的金帐汗国城市，还产生了明显受中国影响的铜镜、银器和陶器等生活用器物。最重要是青花，从14世纪后期开始，西亚以及欧洲相继仿制，时至今日，青花仍是世界陶瓷产量中最高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