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开始发展起来，对语言学和社会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1世纪以来的发展趋势是，几个不同的研究传统和研究范式在方法上的相互渗透以及理论上的融合，新一代的社会语言学家往往掌握多种调查、分析和实验的方法，参加和整合不同层次的语言研究成果，应用和发展针对多种不同现象的学科理论，产生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效益。

语言变异和变化（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e）的研究、言语互动（speech interaction）的研究、社会双语（societal bilingualism）的研究是20世纪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领域。语言变异的研究建立在方言学研究的基础上，从考察语言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异，扩展到关注城市社区中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社会场合中语言使用的差异。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化研究重在通过语言变异考察语言变化的过程和结果，侧重从社会角度解释语言变化。言语互动的研究建立在社会互动理论的基础之上，解释了会话过程的互动性质、言语交际的社会规范以及语境提示等内容。社会双语的研究涵盖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转用等内容。语言变异与变化的研究主要针对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结构层次，言语互动的研究较多针对话语、会话、语用等层次，而社会双语的研究则往往以不同语言和方言为基本的语言单位，解释语言变体的社会分布。因此，后者又称“宏观社会语言学”（macro sociolinguistics）或“语言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以对应狭义的“社会语言学”（指语言变异和言语互动的研究）。

上述分野往往对应不同的研究方法。语音、语法、词汇为语言学传统的研究对象，因此语言学背景的社会语言学家通常运用描写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形式语言学等分析方法；而社会学背景的研究者基本采取社会学的调查和分析方法。研究言语互动的社会语言学家则主要继承和发展了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的方法。21世纪以来的发展趋势是，几个不同研究传统和研究范式在方法上的相互渗透以及理论上的融合，新一代的社会语言学家往往掌握多种调查、分析和实验的方法，参照和整合不同层次的语言研究成果，应用和发展针对多种不同现象的统一性理论。

语言变异是指有变化的语言表现形式，两种形式并用的情况就称作“变异”（variation），一种形式取代另一种则称作“变化”（change）。语言变异和变化的研究发现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网络以及场合语体等社会因素构成语言变异的制约条件，这些制约条件对不同变异形式的出现提供概率性的预期。在许多后工业化社会中的调查发现，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说话人会有一些经常使用的语言变异形式，而这些形式也往往被认为是比较正式场合的说话特征。而且，这些形式在几代人中间可能会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扩散；在这一扩散过程中，同一社会阶层的女性说话人往往比同龄的男性说话人更早开始使用这些形式。因此，通过比较不同年龄层的两性说话人群体的语言变异形式的使用比例，可以发现语言变化的趋势。

言语互动的研究发现言语交际的前提是语境预设，“会话”（conversation）并不等同于仅仅是两个人在说话，合格的“会话人”需要具备一定的交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远远超越能够生成和理解合乎语法的句子的能力，除了关于场合语境的知识之外，会话人还需要具备关于语言变异、语体风格、语码转换等多种表达方式的社会象征意义的知识，才能够从词汇的概念意义和语法结构的逻辑意义的基础上获得话语意义，进而理解会话意义。因此，会话意义是话语代表的语言信息和语境代表的社会信息的综合。

社会双语的研究往往面对世界各国及不同地区的多语言环境下的语言使用情况。因此，“社会双语”指两种以上语言在同一社会当中使用的情况，不仅仅指只有两种语言共用的情况。研究发现一些稳定的双语社会中的“双言制”（diglossia）现象，即两种语言的使用产生了明确的社会分工，一种应用于高端场合，因此是“高变体”；另一种用于低端场合，成为“低变体”。在另外一些双语社会中，高端低端的区分并不适合，因此社会语言学家J.A.费希曼提出了“语言使用域”（domain of language use）的概念来区分几类场合：“家庭域”“社交域”“工作域”“教育域”等，每个域都有它的惯用语言。此外，研究还发现，在同一个场合存在两种语言并用的“语码转换”现象，几代人之间语言发生更替的“语言转用/语言转移”现象。

21世纪以来，语言变异、言语互动和社会双语的研究产生了融合。社会语言学家认识到，无论是语音、语法、词汇的变异还是方言或语言的选用，都是说话人的选择；无论是会话行为还是语言变化，都是社会群体现象。因此产生了“言语社区理论”（speech community theory）。言语社区是说话人的社会组织，是语言与社会的界面。语言变异与变化、言语互动的规范、语言使用域的分类都是以言语社区为界限。言语社区的产生是一个讲话人群体长期保持言语互动的结果，而言语社区的高级发展阶段是社区语库的形成。社区语库可以容纳一种语言的多个不同变体，即“社会单语”的情况，也可以容纳多个不同语言的多个变体，即“社会多语”的情况。

语言变异和变化的产生是语言变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也是言语社区之间相互接触的结果。然而，21世纪的人口流动和信息流动，不仅带来了原有言语社区内部结构的变化，还带来了不同言语社区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即“言语社区重组”（restructuring of speech community）。封闭性的传统社区日趋消失，开放式流动性的社区不断出现，多层嵌套的复杂结构的大言语社区开始形成。言语社区的研究因此开始探索语言与社会的动态关系。

面对新世纪社会语言状况的变化，社会语言学一方面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研究成果的整合，另一方面也从多个不同学科汲取理论和方法的养分，进一步拓展了其研究领域，发展出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其中几个方向已经产生了重要的成果，包括“城市语言研究”（urban language study）、“语言战略研究”（language strategy study）、“语言经济研究”（language economy study）等。

“城市语言研究”又称“语言城市化研究”，着重研究城市化导致的人口迁移、人口流动所带来的语言问题。移民和人口混合所带来的语言接触和克里奥尔语的产生一直是社会语言学关注的内容，但是早期的研究将有关社会因素仅仅作为一个背景，研究的内容局限于语言结构系统的特点。受言语社区理论影响，21世纪产生的“城市语言研究”将重心转移到“言语社区重组”的内容，开始解释语言变化的扩散机制和新语言变体的形成过程，将其归结于言语社区的建构效应。“城市语言研究”的成果在城市规划、社区建设、大众传播等领域都得到了应用。

“语言战略研究”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的新发展，得益于21世纪以来的语言学应用转向的影响，不仅以社会应用为目的，而且彻底放弃了“语言不可规划”的观点。语言战略研究一方面全方位地开展“语言生活”的调查研究，一方面依据调查分析的结果进行统筹前瞻的规划研究，力图在大范围内大方向上影响和引导语言和社会的发展。“语言战略研究”往往构成“国家战略研究”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在企业规划、行政管理、教育政策等研究和工作领域得到应用。

“语言经济研究”在理论经济学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其早期的研究集中在语言歧视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以及语言能力与收入的关系等内容。21世纪的“语言经济研究”受到“语言战略研究”的推动，开始从宏观角度探索“语言与经济发展”“语言服务”“语言消费”“语言产业”“语言贸易”等多个相关课题。其理论价值在于凸显了语言的经济价值和经济资源属性，其应用价值已经从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上显现出来。

20世纪中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面对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另一方面也通过吸取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现了跨学科的发展，通过应用性研究和社会应用，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