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6年的8年间巴金写作的150多篇随笔,由《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等5个集子组成。
巴金写作《随想录》的初衷,是要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个人的反省,正如他在后来所说的:“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他在《随想录》中真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给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带来的身心摧残(如《怀念萧珊》《怀念老舍同志》等),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威力和影响并未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如《“毒草病”》等),他以噩梦中与鬼怪搏斗的场景不断向自己加以警醒,或者反复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文革”博物馆》),来为世人留下这一民族灾难的见证。伴随着历史的反思,他反复强调创作自由的必要,作家具有独立思想的重要(如《“遵命文学”》《“长官意志”》《文学的作用》《要不要制订“文艺法”》等),明确地提出没有“独立思考”“探索精神”的人跟机器人一样没有真正的生命力,而只有坚持“独立思考”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自己的人生,通过表明对当时“伤痕文学”的支持态度,他还多次直接提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对新一代作家的批判精神给以褒扬。
“回望手写时代——中国现代文学馆藏80年代手稿展”展出的巴金《随想录》手稿
《随想录》的独特与深入之处,是其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忏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巴金的反省包含了对历史和未来更大的忧虑,其中也包含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文学界认为,巴金的这部《随想录》堪称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博物馆”,是一部力透纸背的散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