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是中国丝绸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以产量论，唐天宝（742～756）年间，仅靠租庸调制，政府便可岁入绢740余万匹（《通典·赋税下》），数量远远超过以前。以品种论，如绢、、纱、罗、縠、绫、绮、锦、织成、刻丝等等，几乎应有尽有。在某些品种下，还会因丝线、织法、纹样、色彩，以至产地的差异，又派生出许多名目。以产地论，官府、民间的丝绸织造普遍发展，并形成了益州（今四川成都）、扬州、定州（在今河北）等著名的丝织中心，特别是从唐后期开始，以越州（今浙江绍兴）为代表的吴越丝织蓬勃发展，扭转了中国丝织北盛南衰的格局。以装饰论，则织纹、印染、刺绣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在8世纪，花鸟、花卉纹样逐渐成为装饰的主流，完成了中国装饰主题从动物题材向植物题材的重大转变。

长安（今西安）、洛阳长期是都城，那里官府作坊云集，名工巧匠荟萃，所产尽皆珍丽，制作但求精工，不计成本。两京之外，益州是供奉宫廷锦绣器玩的主要地区，这里的丝绸品类繁多，声誉最高的仍是蜀锦，极其工丽的织成和异常轻薄的单丝罗也是当地名产，影响深远的初唐陵阳公样、五代的十样锦都创制在这里。扬州地处长江与运河的交汇点，工商繁盛，长期雄踞天下之冠，其丝绸以锦最具特色。那时，寄寓扬州的西亚人甚多，故当地织锦也带有浓郁的异域情调。定州以绫著称，天宝初年，一般州府岁贡丝绸不过20匹，而这里却要岁贡绫1580匹。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衰退，促进了吴越丝织的崛起，声誉匹敌蜀锦的缭绫就出产在这里，宣州（在今安徽）的兔褐绮、红线毯，越州的罗等也名闻天下。在后代声誉极高的刻丝也在初唐时代出现，其早期的产品应出在西北少数民族织工梭下。

宝相水鸟印花绢（唐）

印染和刺绣也有大发展。染料依然主要取自植物的花、叶、茎、皮、根和果实，尽管封埋千余载，但仍能光艳如新。印染方法主要有绞缬、夹缬、蜡缬、灰缬。其中，蜡缬数量甚少，图案简练；有晕色效果的绞缬因大多制作简便，数量很多。在染前或染中，灰缬利用草木灰及石灰印花，花纹即可如蜡缬采用绘制，也可如同夹缬使用花版。最典型的印染方法是夹缬，其图案往往对称，并且相当精美，集中体现了唐人对华丽色彩的热爱。隋、唐、五代的刺绣除服饰用品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绣经、绣像等佛教用品，刺绣的材料，除丝线以外，还有金线、珍珠等。大约在8世纪就已有之，但长期遭遇冷漠的平绣法被普遍采用，它以纤细的绒线往复交接，既可使线条光润平滑，又能令色彩浓淡相宜，更适于细腻表现形象，是后代的多数刺绣针法的母体。

在常见的丝绸品种里，锦被统治集团赋予的等级最高，绫次之。初唐时期，甚至有不准民家拥有锦、绫的法令（《唐律疏议》卷8《卫禁》），丝绸图案及其变化也以它们为代表。依据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的纪年资料，在7世纪80年代以前，最典型的装饰组合为联珠圈纹，联珠圈内的主题纹样往往是带有浓郁西方色彩的天马、野猪头、鸾鸟、花角鹿、野山羊、胡人等。进入7世纪80年代，联珠纹织物转入衰微，而与联珠圈外辅助纹样形体接近的变体宝相花纹开始流行。8世纪前期，端庄富丽、图案化的宝相花大批出现。8世纪中后期，写实性的花鸟纹出现。至此，中国装饰纹样已经基本形成了禽鸟、花卉与几何纹鼎足而三的格局，后世的重要变化只有花卉纹样的地位仍在上升，这个趋势在晚唐时期已经显露。8世纪中叶以前，以丝绸图案为代表的中国装饰追求端庄富丽，以后，则转向清新秀美，开启了两宋的新风。

联珠“胡王”锦（局部，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