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并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末自日本远赴美国游历。在横渡太平洋的海轮上，梁启超写下了数十首诗，而这首初刊于光绪二十八年《新民丛报》第1号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尤属奇作。

梁启超塑像，摄于广东梁启超故居博物馆

长诗起笔，梁启超交代了自己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断发胡服走扶桑”的经历。他在日本“读书尚友”，目睹邻邦之富强，对现代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浓厚的兴趣，于是有了前往所谓“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美国进一步“问政求学”的强烈意愿。舟中子夜，作者独立于海天辽阔，“澄心摄虑游窅茫”，不禁自问：“今夕何夕地何地？”尔后蓦然发现，自己正处于“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于是胸中块垒突兀而起，抚今追昔，曼声浩歌。

接下来，作者糅合了进化论与康有为的公羊学“三世说”，以很大的篇幅回顾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经历了天地开辟、地球形成至生物进化、人类出现的历程后，人类社会相继走过了河流文明和内海文明的时代，终于进入了全新的大洋文明时代。梁启超在这里首次提出了人类文明滥觞于“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的观点，影响至为深远。对于当下的大洋文明，作者表达了由衷的欢欣和礼赞，认为这是一个“世界风潮至此忽大变”“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缩地疑有鸿秘方，四大自由塞宇合，奴性销为日月光”的时代，也就是科学与民主必将日趋昌明的伟大时代。

在热情歌颂太平洋“大风泱泱，大潮滂滂”的气魄与胸怀之后，作者笔锋陡然一转，开始沉痛揭橥“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的现实，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对“东亚老大帝国”——中国的命运，表达了深沉的忧虑。这是作者写这首长诗的主旨所在。虽然中国在列强环伺之下面临重重危机，虽然作者才从戊戌政变血雨腥风的杀戮中侥幸逃脱，他仍然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坚信“我有同胞兮四万五千万，岂其束手兮待僵”，认为中国只要以“海国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泼”为榜样，奋发图强，就一定能在既是“锦绣壤”又是“修罗场”的太平洋上“御风以翔”，“破浪以飏”。全诗最后以“一线微红出扶桑”“寥天一鸟鸣朝阳”作结，喻示了作者对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信心和希望。

就在此次远渡重洋的旅程中，梁启超形成了“诗界革命”的思想，主张将“新意境”“新语句”熔铸于“古人之风格”（《夏威夷游记》），以开辟中国古典诗歌的新世界。这首1300余字的长篇歌行，集叙事、抒情与议论于一身，兼采中外典故且运用自如，情感丰富，气韵雄浑，句式变化多端，散偶间行，又以响亮的江阳韵一韵到底，使人读来有一气呵成、酣畅淋漓之感，确乎自成一体，可视为“世界革命”论的具体实践与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