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黄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属鲈形目（Perciformes）石首鱼科（Sciaenidae）黄鱼属（Larimichthys），俗称小黄花鱼、小鲜、花色、小黄瓜、黄鳞鱼、金龙、小春色、厚鳞仔，为近海底层结群性洄游鱼类，栖息于泥质或泥沙底质海域，中国东海、黄海、渤海，以及朝鲜、韩国、日本周边海域均有分布，是中国海洋渔业的主要捕捞对象之一。主要捕捞渔具为底拖网、帆式张网、刺网和各类有囊定置渔具。中国的小黄鱼渔业经过了利用不足、充分利用、渐渐衰退、低水平徘徊、逐渐恢复、再次衰退等阶段。

中国捕捞小黄鱼的历史较早，可追溯至先秦时吴王阖闾时代（唐代陆广微的《吴地记》）。早在公元前500多年前，人们就在东海北部捕捞小黄鱼，而后历代相沿，小黄鱼成为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经济鱼类之一，与大黄鱼、带鱼、乌贼同称“四大渔业”。

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在《日照县志》所列石首科鱼类中，有“同罗”（黄姑）和“春鱼”两种。嘉庆六年（1801），《直隶太仓州志》记载崇明县（今崇明区）“每于春泛往南洋捕石首鱼，北洋捕鳓鱼，总名春熟”。吕泗渔场大黄鱼、小黄鱼之利，一直为通州和盐城人所占。在清代，崇明沙船业盛时，船民多从事豆饼和棉花贸易，对兼捕小黄鱼并不重视，当地民众更加重视的是鳓鱼捕捞业。同治十一年（1873），《黄县志》记载“每岁四月来自海洋”，说明小黄鱼群众渔业历来以捕捞春季产卵鱼群为主。光绪三年（1877），《定海县志》所列“各帮渔业公所列表”中，由“定海各岛”渔民所组成的“人和公所”成立，驻地为沈家门，有“大对船冬四百余对，春二百余对”。光绪十二年（1886）《日照县志》又增加了“石首”，“春鱼”即大黄鱼，“石首”为小黄鱼。光绪二十八年成立永安公所，由“鄞县湖帮”组成，驻地沈家门，有“大对船冬二百九十余对，春四十余对”。

中华民国时期有大量有关小黄鱼的记载。有人认为：嵊山之繁盛，自南通张季直（张謇）主办的江浙渔业公司福海轮发现小黄鱼渔场始。又有人言：自清季江苏南通张謇发起江浙渔业公司，福海渔轮在马鞍列岛发现小黄鱼渔场后，与乌贼、带鱼渔场而形成中国外海渔业之重要渔场。说明中国渔业早期以群众渔业为主，而后逐渐形成规模。1985年《舟山渔志》指出：“1914年江浙渔业公司的‘福海’号渔轮在佘山洋发现蕴藏丰富的小黄鱼资源，更使大对作业盛极一时”。“福海”号是否发现了佘山渔场，尚不得知。但无论本帮、鄞县湖帮，还是镇海帮，在20世纪20年代，皆在嵊山渔场捕捞，并未将捕捞区域扩展到佘山洋。舟山渔场以南和以北的小黄鱼渔场属宁海帮的传统捕捞区域。1923年，《定海县志》有记载：捕捞小黄鱼的主要渔船为大对船、大小对和海山对。这三类渔船捕鱼时间、地点和销地完全相同：时间和产地为“霜降时在尽山洋面，冬至后在朐（衢山）、岱（岱山）及沈家门等处”，销地为“由冰鲜船转运至甬或乍浦、杭州、上海、长江等处销售”。大对船“鄞东湖帮约三百二十对，本帮约四百对”，海山对“本帮与镇海帮约六七百对”，大小对“台帮约二百对”，可见小黄鱼业以鄞东湖帮和本帮最盛。1930年，《崇明县志》记载：当沙船业衰落之后，船民才纷纷转向黄鱼业。1936年《牟平县志》记载：“四季均产，以春季为最盛，渔户称黄花鱼期。”1935年，长、短帮渔船一年可获106万～129万担，合5.3万～6.45万吨。

1953～1971年，浙江产量最高的年份是1957年，为45815吨，该年《水产杂志》登有《南洋黄花鱼产销之概况》一文，内有：“自清明节前起，各渔船捕获数量，计长帮系立春放网，鄞湖帮船及外帮船，约有九百余号，每号钓捕约四五百担，共计约四十余万担；短帮系清明放网，定/沈/岱各帮船，约有一千四百余号，每号约捕二三百担，共计三十六七万担，总计约达八十万担以上。”80万担的产量合计为4万吨。

随着捕捞力量的增加，小黄鱼的渔获量大增。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小黄鱼的渔获总量以1957年和1960年为最高，分别达16.3万吨和13.6万吨。但由于捕捞力量的无节制扩大，导致1961年后小黄鱼资源量急剧下降，从60年代的10万吨级下降到80年代的1万吨级。对此，国家十分重视，自1981年起在小黄鱼的最大产卵场——吕泗渔场实行了休渔规定。自此，坚持了20余年的吕泗渔场小黄鱼产卵场禁捕和1995年开始的伏季休渔制度使小黄鱼资源从90年代开始呈逐年恢复态势，至1999年小黄鱼渔获量达13.8万吨。

进入21世纪，中国小黄鱼渔获总量一直维持在高位，从2001年的近25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40余万吨，但伴随渔获量的增加，不容忽视的是质量的显著下降。渔获的小黄鱼多以当年的补充群体为主，一龄鱼较少，而高龄鱼所占比例极少，因此小黄鱼产量的增加不代表资源的好转。至2020年，小黄鱼资源群体结构简单，小型化、低龄化等特征明显，资源结构脆弱，仍处于过度利用状态，资源状况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