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由于政府的鼓励,纺织业繁荣发展。尽管棉布的产量已超过丝绸,但丝绸在纺织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其华美则是棉布无法比拟的。
明代由于政府的鼓励,纺织业繁荣发展。尽管棉布的产量已超过丝绸,但丝绸在纺织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其华美则是棉布无法比拟的。
江南地区丝绸织造技艺精湛,《明会典》记录的官府丝织作坊有28所,其中设在江南的就有20所。南京、苏州、杭州是丝织的中心,松江、嘉兴、湖州也是丝织重镇,在它们周边还分布着众多以丝绸生产或贸易闻名的市镇。北方也有重要的丝绸产地,北京的丝绸主要是官府作坊的产品,而陕西和山西的织造则主要出自民间。
明代最著名丝绸品种是纻丝(缎),纻丝的价值则与锦大致相同,官府丝织作坊的产品也主要是纻丝。明代纻丝有暗花、织金、素和妆花的区别,其中前三种元代已有很多,而花纹以通经断纬的挖梭技术织成的妆花前代尚罕见,入明则大发展。暗花纻丝在民间织造、使用较多,而织金、素、妆花三种主要见于官府纻丝。改机是一种双层提花的锦,出现在弘治(1488~1505)年间的福州府,其经丝加弱捻,细而稀疏,纬丝无捻,较松散,虽然薄而柔软,但牢度差。因为不大牢固,到清代便基本不见。山西长治的潞绸在明代颇受欢迎,不仅“士庶皆得为衣”,并且还得到帝王以及蒙古王公的爱重。潞绸通常素面,但其高档品往往织花。明后期,刻丝织造颇盛,北京、南京是官府的织造中心,苏州是民间最著名的产地。那时的刻丝除用于衣物、帐幔、茵褥、书画装裱等实用品外,又用于摹刻名人书画和佛像等供奉祭祀物,而用以区别官员等级的补子也是刻丝的。刻金、织入孔雀羽线、使用极细的双股强捻线是明代刻丝常用手法,以毛笔敷彩点染、表现细部的补笔手法在明代虽不多见,但这种做法却被清代的中低档刻丝和刺绣大大发扬。
明代的官府刺绣十分兴盛。由于官府的绣匠来自全国各地,因此绣品也会兼取各地之长。刺绣的地方流派为数不少,京绣的代表是洒线绣,这是一种在刺绣的主题图案以外,满绣细巧地纹的做法。粤绣大量使用金线,并以金线等勾勒纹样轮廓。苏绣运用三股合捻线的抢针绣法。鲁绣用线颇粗,常以暗花织物为绣地。顾绣(又称“露香园绣”)的绣稿,或取自名家绘画,或自创,深具绘画特点。顾绣针法丰富,劈丝极细,配色自然,能惟妙惟肖地摹仿出笔墨韵味,这对中国欣赏性刺绣的发展影响很大。顾绣的名家先后有缪氏、韩希孟、顾兰玉等,其中韩希孟尤负盛名。
在丝绸的装饰题材里,以花卉为主的植物纹占压倒性优势,以祥禽瑞兽为主的动物纹次之,人物纹、几何纹数量较少,几何纹通常是以地纹的形式出现。至于文字,则基本是吉祥文字,它们通常是其他纹样的辅助。花卉虽仍主要以缠枝花和折枝花的形式出现,但通常花头硕大,多取正面,较少翻转卷侧,形象丰满。妆花缎、锦一类彩色图案的织物色彩多较浓重,重视对比色的运用。锦缎常常加织金银线,它们不仅使色彩更加丰富,效果更加热烈,还常常成为联络冷色、暖色的中介。补子是明清时代官服上用以标志品级的徽识,图案或织或绣,出现在前胸和后背。一般的区别是文官用禽,武官用兽,王公驸马则用麒麟、白泽,风宪官用獬豸。除限于国家仪典而必须庄重的礼服之外,花卉、禽兽等各种题材常常借助谐音、寓意的手段组合成吉祥图案,至于可以辟邪的五毒纹则是一种特殊的吉祥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