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嬴政称始皇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和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又以公元前47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即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按照“战国封建说”，这是中国奴隶制崩溃而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从教育历史的发展进程看，这一时期重要变革有两方面：一方面，私学兴起，产生了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教育机构；另一方面，以私学为基地，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教育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础。这两方面都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西周教育体制的特点是学在官府，表现为唯官有书而民无书、唯官有器而民无器、唯官有学而民无学、唯官有师而民无师。西周末期，周王统治疲弱，到了春秋时期，教育更显出颓败之状。春秋时期持续200多年，官学现可见历史文献的只有两件事。一是鲁僖公修泮宫。《诗·鲁颂·泮水》：“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二是郑国子产“不毁乡校”。这说明现实中学校发展乏善可陈，折射出官学走向衰落的事实。

造成西周官学衰废的直接原因是政治原因：①世袭制度造成贵族不重视教育。在世卿世禄制度下，贵族保持享有富贵的特权，其仕进与是否向学并无直接联系。久而久之，他们在教育上丧失了进取心，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周大夫原伯鲁不悦学，还公然宣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闵子马对此分析说，周大概是要乱了！连大夫都这么说，可以想见大家已经都在这么想了；人人不愿意向学，就不会有正常的社会秩序，能不乱吗？人的学习犹如种植，不学习就将败落。像原伯鲁这样的就快亡了吧！官学以贵族为教育对象，贵族不悦学，官学衰落成为必然。②王权衰落导致学校荒废。周平王东迁后，天子力量衰微，难以维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共主地位。后来，诸侯国也不能维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而出现“陪臣执国命”的情形。旧的政治体制被破坏，学校的体制亦然。天子之辟雍，诸侯之泮宫，地方之乡校，渐不闻弦歌之声，名存实亡。黄绍箕说：“周室东迁，王纲解纽，学校庠序废坠无闻。”③战乱频仍，统治者无暇他顾，渐渐失去对教育的垄断权。《毛诗·郑风·子衿》反映学校已经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毛诗序》云：“《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郑玄注：“国乱，人废学业。”统治者以往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和控制，这时已大为削弱。

学校既不能继续维持，文化职官也就难以保证得到供养，需要自找出路。于是，没落贵族及其后裔不断流落民间，文化职官也被迫流落四方，凭借一技之长到处谋生，官守的学术再也无法守住。他们带走了简册器物，也带走了文化学术。《论语·微子》记载了这样的场面：乐师挚到齐，乐师干到楚，乐师缭到蔡，乐师缺到秦，打鼓的方叔跑到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移居到汉水地区，少师阳和击磬的襄移居海边。这就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景象。其结果是“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原来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扩散到社会下层。民间散布各种学有所长的人才，他们携带典籍，为私学的产生创造了最初的条件。

私学的兴起，发端于春秋中叶，到春秋末期进入初步繁荣阶段。

私学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与士阶层的变化有关。在奴隶制度下，士是贵族的下层。他们接受一定的贵族武士教育，需要履行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起初，士大部分是武士，小部分是文士。一方面，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士向平民阶级转化；另一方面，随着军事上步兵野战代替车战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武士的作用降低，武士逐渐趋于“文”化，文士队伍扩大。春秋战国时期，士为自由民，居于四民之首。他们可能上升，为官食禄，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也可能下降，自食其力，成为依附于土地的“小人”。别的阶级也可能上升或下降到士阶层中来。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士人越来越多地脱离生产劳动，凭借他们所掌握的各种知识、本领和才干，立足谋生，投身社会，甚至干预政事。他们中的不少人活动能量很大，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进而扩张势力范围，需要拥有一批有才干的人，壮大其统治基础，于是具有各种本领的士就成为各诸侯国争取的对象。《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为了争夺霸业，率先养游士80人，给予车马衣裘财帛，让他们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才士为齐国效力。齐国因养士而霸，这也为别国及后人所仿效。“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成为社会共识，由此促成“养士”之风盛行。《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说，鲁国季孙氏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坐者以十数”。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更趋白热化，养士之风愈盛。诸侯国君中，像秦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都一度为士人之所归；私门养士著名者如“四公子”——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春申君（黄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以及秦国吕不韦，都是动辄“食客三千”。齐威王、齐宣王在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附近建稷下学宫，招贤纳士而尊宠之，各家各派学者士人聚集于此，成为公室养士的缩影。

士既成为炙手可热的争夺对象，于是社会上大批自由民争相为士；而士又是具有一定的知识、能力和才干的人，需要经过一定的教育和培养方能造就，于是求师从教成为社会风气，这也成为教育出现变革的推动力量。已经趋于没落的旧学校显然难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教育组织机构也就应运而生，这就是私学。所谓“学在四夷”，就说明了从春秋末期起私学大量出现在四面八方的事实。

趋于没落的官学显然难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教育组织机构也就应运而生，这就是私学。私学的兴起是一个渐进过程，它适应了新的社会条件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私学的出现时间、创始者，据现有史料都难以查考。现有史料表明，私学出现在孔子开办私学之前，大约在春秋中期。据《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记载，郑国的邓析就曾讲学授徒。邓析著有《竹刑》，专门研究法律。他“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类似裤子）。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可见经济发展了，社会的法律问题也增加了，民间以法律为内容的私人讲学得以产生。《论衡·讲瑞》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少正卯的办学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孔子。《庄子·德充符》讲了鲁国有一个断了双腿叫王骀的残疾人，讲学也有很强号召力，与孔子“中分鲁”，倡导“无形而心成”的“不言之教”。考虑到《庄子》为道家之书且多寓言，所说未必可信，但从中可以折射出当时私学的发展状况。可见孔子办私学时，私学办得有成效者已大有人在。实际上，孔子年轻时，也曾到一些私学和私人处游学请益，其学识也是得之于私学。如史书记载他学琴于师襄，问礼于老聃，学官于郯子，问乐于苌弘，所以说他“学无常师”，而他求教的这些人都可以说是私学办学者。然而，也必须承认，至孔子，私学获得极大进步。孔子的私学弟子三千，是当时办学规模最大的、培养人才最多的。孔子的私学有贤人七十余人，长于德行、政事、言语、文学者都有，是成才质量最高的。孔子的私学以其亲自整理的“六艺”为教，是教学内容最充实、丰富的。孔子的私学讲究因材施教、启发教学，是最注意教学方法的。因此，孔子的私学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所私学，历史贡献不可磨灭。

私学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促进了私学的繁荣，也为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创造了条件。首先，一所私学往往是一个学派的基地，有多少个学派也就有多少家私学；某一私学和某一学派往往又与一些著名学者（大师）的活动相联系。私学，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的；学派，是从思想的角度来说的；大师，是从学说的角度来说的。私学、学派、大师互为条件、互相影响，成为战国时期私学教育发展的一大特点。其次，士较少受到思想束缚，能够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领域纵横驰骋。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与各国执政者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合则留，不合则走，而各国执政者的竞相罗致供养，也强化了士人的独立意识。《孟子·尽心下》记录了孟子的心态：“说大人，则藐之。”他仗着他的财，我仗着我的仁；他仗着他的爵，我仗着我的义，又有什么不如他的呢？这使士人较少受到思想束缚，能够活跃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等领域。再次，养士之风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各国执政者竞相养士和用士，从而推动了各家各派的竞争和争鸣。各家学者为显示其学说之所长，或著书论辩，或驰说奔竞，一逞其能。因此，出现了学派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是虚指，形容学派之多。西汉初年的司马谈将其概括为6家：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将其总括为10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并认为，除去小说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除上述各家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兵家、医家，可以归入阴阳家的数术，可以归入道家的黄老。各家之中又区分成诸多不同的分支。如“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同样，道家、法家之中的派别众多。实际上，各家各派之间也存在传承、交叉的关系，如道家与法家、名家、兵家，墨家与名家，阴阳家与儒家，以及儒家与墨家、儒家与法家，甚至儒家与道家等。他们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影响。他们各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既有其深刻之处，又存在偏颇，由此呈现出相当活跃而复杂的局面。在百家争鸣中，教育问题始终是一个中心问题。因此，百家争鸣也意味着教育思想的争鸣、教育理论的发展。

稷下学宫是一所由官方举办而由私家学者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学校，可以看作战国时期养士、私人讲学、学术争鸣的缩影。学宫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城西南门）附近。约在公元前370～前360年，田齐桓公当政时已创立；公元前221年，秦军攻入临淄，齐国亡而稷下终。历田齐桓公、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齐襄王、齐王建6代，历时约150年。

齐国君主创设稷下学宫的目的在于“招致贤人”，而学宫的发展也始终与齐国的政治变革息息相关。学宫在齐威王、齐宣王时期达到鼎盛。对稷下学宫著书讲学的名士贤人，不问学派初审，齐王都给予非常优厚的待遇。如称其为“稷下先生”，“高门大屋尊宠之”，“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天下学士因之竞相来齐。齐湣王时，稷下师生一度多至数万。各家学者云集稷下，孟轲、荀况、彭蒙、宋钘、尹文、接子、慎到、田骈、田巴、倪说、邹衍、邹奭、淳于髡、徐劫、鲁仲连等一批著名学者来此讲学。荀况还“三为祭酒”，讲学则“最为老师”。史称稷下先生千余人，但姓名可考者不到20人。《庄子·天下》评点当时天下学术，提及稷下先生5人。稷下学宫成为战国时期私家讲学与百家争鸣的中心和缩影，对古代的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稷下学宫的性质表现为：①是一所齐国官方举办而由私家主持的高等学府。实际上，它是把散布各国的私学集中到齐国都城临淄来办学。对各方学者来者不拒并给予厚待的做法，不啻是一种大规模、制度化的养士。《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国官方允许各派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学宫的学术领导人又是由荀况这样的独立学者担任，私家学者实际上主导了学宫。②是一所集讲学、著述和育才为一体的学府。讲学方面，据刘向《别录》记载：“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种“期会”很可能是各派学者定期举行的讲演、讨论、辩论之类的学术交流活动。著述方面，《汉书·艺文志》记载，与稷下有关的著作就有：《孙卿子》《公孙固》《蜎（环）子》《田子》《捷（接）子》《邹子》《邹子终始》《邹奭子》《尹文子》《宋子》等。后人认为，《司马兵法》《晏子春秋》，甚至《管子》《周礼》也都与稷下先生有关。育才方面，《管子》中有《弟子职》，规定了饮食起居、课堂教学、尊敬师长、个人修养等作为学生需要遵循的各项规范。郭沫若认为，此篇“当是齐稷下学宫之学则”。可见学宫育人有一定的规范性。③是一个咨政议政的机构。据刘向《新序》记载，“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而当政者也任其“不治而议论”。稷下学宫体现了学术自由的特征。一个重要表现是齐国国君允许学者们“不治而议论”，即不担任任何具体职务，不加入官僚系统，却可以对国事发表批评性议论。这表示齐王待学者们以“不臣之位”之意。即齐王肯定这些被封为“列大夫”的稷下先生与齐王的关系不是君臣关系，而是在师友关系。于是，稷下先生无须听命于齐王。有了这一条，其他如自由讲学、包容诸家、争鸣论辩、来去自由，就都有了保障。

孔子大约在30岁时开始讲学授徒，后逐步创立了儒家学派。他所办的私学，也就成了儒家学派的第一所学校。孔子的一生，除少数时间从政，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学。即使周游列国，也讲学不辍，可称流动学校。孔子办学逐渐有了名声，弟子从四面八方而来，越聚越多，其所办的私学也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教学团体。孔子私学具有平民性，招收的绝大部分学生都出身于平民，只有极少数出身于贵族。这体现了他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方针。作为一个学派，孔子私学继承了历史上“儒”这一社会群体的特点，并予以发展，立足于文化教育事业而积极干预社会政治，以培养推行德政的贤才（“君子”）为教育目标。为了培养君子，孔子在以西周“六艺”作为教育内容的同时，还从古代典籍中选择整理出《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后世称为“六经”的6部传统经典，用作私学教材。也相应设置为课程，希望通过学习历史上的治国理政经验，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服务。孔子私学注重道德教育，要求学生以“仁”为理想，以“礼”为规范，最终实现化民。

为了培养优秀人才，孔子私学十分注重教法和学法。他提出并践行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特点，分别予以指导；他提出并坚持启发教学，采用各种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思考；他提出并倡导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强调师生关系要从共同理想和真诚情感出发，注意教师的责任和使命。孔子私学在教育教学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是最丰富和有成效的。孔子私学存在了40多年，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为其他私学所不及；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也是其他任何一所私学难以相比的。

据《韩非子·显学》，孔子死后，儒家内部逐步分化成8个流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孟氏之儒”和以荀况为代表的“孙氏之儒”。

据郭沫若《十批判书》考证，“子思之儒”“孟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三派实为一派，即思孟学派。子思为孔子之孙。从孔子到孟子，传承关系比较直接，而孟子也俨然以孔子之道的捍卫者自居。20世纪90年代，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五行》《成之闻之》《性自命出》等重要的儒家篇目，研究者认为属思孟一派作品，思想发展的环节位于孔孟之间，孔孟传承线索得到进一步确认。孟子私学的讲学活动主要在邹鲁地区，也往来于邻近一些中原地区诸侯国，而孟子本人也曾执教于稷下学宫。《孟子·滕文公下》载，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私学在教育理论方面颇有造诣，《大学》《中庸》《学记》等著名教育论著都与之有关，其“内发说”教育理论对古代教育发展有重大影响，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开创的偏重义理精神的儒学分支，为后世理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材料。

孙氏之儒即荀子学派。荀子的私学活动也十分闻名。他曾长期执教于稷下学宫，享有名师之誉，还到过赵国，晚年又长期居留楚国著书。荀子的私学传授有两个突出特点：①十分重视儒家典籍的传授，形成了偏重文献经传的教学和学术风格。秦汉时期一些儒家经典的传授，可以追溯到荀子的师传，对保存中国古代文献做作出了重要贡献。荀子所阐发的“外铄说”的教育理论，也对后世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②学术传授不局限于儒家学说。荀子能够广采博收各家之见，被视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作为儒家大师，却培养了韩非和李斯两位著名法家弟子，后者分别在法家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成就，促进了国家统一大业的实现。

墨子开创的墨家私学初创时声势甚大，据墨子自称有门人三百，在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与儒家私学同为“显学”。墨子早年学儒，做过宋大夫，主要讲学于北方各国，有“北方贤圣人”之称。另外，在南方各地及西方的秦国也有活动。由于墨家是代表小生产者的学派，这就决定了墨家私学的诸多特色。①墨家私学传授生产和科技知识。出于“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理想和注重经验的认识论，墨家私学的教学内容包括农业、手工业生产知识，军事器械制造、使用知识与技能，自然科学知识。教学方法上，强调辛苦劳作、勤奋践行，而非坐而论道。②出于宣传政见、鼓动民众的需要，墨家私学在教育方法上强调主动和创造，在教育内容上重视培养思维能力的教育。③墨家私学既是教学团体，又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团体。出于培养“兼士”的需要，加之保留手工行业的一些行会组织规矩，墨家私学带有严密的组织、严肃的纪律和严格的教育与训练，要求门徒必须绝对服从首领，成为其忠实信徒。墨者如果违犯墨家的纪律，必须依墨家之法惩处。

墨子死后，墨家分离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派。墨家后学尤其在自然科学和逻辑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道家思想和道家私学产生在春秋末期，盛行在战国时期，也有诸多分支。一般认为，作为道家主流的老庄乏有教学活动。可以相信，在书籍等传播媒介还十分落后、文化知识传承依赖口耳相传的情况下，即使避世如老庄，也很难想象他们会没有讲学授徒。事实上，先秦典籍中保存着一些老庄不避来学甚至经常施教的材料。

老子的教育活动是在春秋末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他曾经做过“周守藏室之史”。在周王室衰微、文化下移的潮流中，他由朝廷流落于鄙野，携带周之典籍到楚，并逗留于鲁、秦、沛等国。由于他熟谙旧典，十分博学，完全可能凭借知识谋生，成为最早的私学教师之一。《庄子》提及，老子有弟子柏矩、庚桑楚、阳子居（一说即杨朱）等人，还有人曾问学于他，其中就有孔子。《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文子》《蜎子》《关尹子》的著者，都是老子的弟子。老子及道家私学的教学，可以相信涉及丰富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内容，他们重在通过这些内容洞悉事物和社会变化发展之“道”，把握事物发展所包含的否定自身的因素，表现出以相“反”的视角看问题的特点，由此提出“自然”“无为”的法则，这就表现出与其他学派的不同。

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与孟子同时或稍晚。他被视为道家正宗，使道家真正成为一个学派而与儒、墨相抗衡。庄子可能早年曾经学过儒，史载他好儒冠儒服，或与遇事退避的儒家颜渊一派有些关系，后来成为隐士，并对儒家竭尽挖苦嘲讽之能事。庄子也有一定门徒，这在《庄子》书中留有痕迹。《庄子》一书分为内篇、外篇、杂篇。通常认为，内篇为庄子自撰，而外、杂篇出自多人之手，可能也掺杂了其门徒后学的作品。庄子将老子思想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推向极端，鄙弃和否定社会的一切，对自然则十分仰慕，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逍遥。同时，泯灭事物的差别以为物我无别、是非无准、死生无待，表现出遁世主义和相对主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他“剽剥儒墨”，“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他确实做到了“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在另一群道家学者身上，道家学说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这就是稷下道家。

稷下道家指聚集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的道家学者，因其抬出黄帝来发明老子之术而被称为黄老学派。黄老学派在稷下学宫的学者有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据载田骈善辩，有“徒百人”。在稷下诸子中，道家人多势众，地位显要。他们宣称“不宦”，标榜清高自守。当时齐人就嘲讽田骈说：你就像是那个口口声声说不嫁，行年三十却养了七个孩子的邻人之女！稷下道家的特点，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载：“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他们发展老子对社会实践中成败、得失的研究，将思想兴趣转向“君人南面之术”，表现了入世精神，而与法家、兵家颇为契合。司马迁指出，“喜刑名法术之学”的法家申不害、韩非都“本于黄老”“原于道德之意”。可见，到战国中后期，道家的流变颇复杂。

关于法家，《汉书·艺文志》评价：“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法家作为一派学说，其产生受到众多学派的滋养。《史记》将老子与韩非同传，表达了司马迁的判断；名法二家又常常连称，谓之刑名之学，可见名家与法家又是相投的。法家以主张变法、提倡以法治国而得名。早期法家以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为代表，其私学活动集中在被称为三晋的韩赵魏地区。早期法家受到儒家的影响。孔子死后，其晚辈高足子夏来到魏国，在西河讲学，有弟子数百，这就是有名的西河学派。在子夏的弟子中就有李悝和吴起，他们被认为是法家的肇始人。李悝著有中国第一部刑法典——《法经》，后来商鞅入秦，即携带此书。商鞅的出现，意味法家的成熟。商鞅在秦执政2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行“霸道”，倡“耕战”，“燔诗书而明法令”，使民众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后期法家以韩非和李斯为代表。韩非早年与李斯同为荀子的弟子，后来学习法家各派，熔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三派学说为一炉，完成了法家理论的系统化工作。李斯则是将法家理论引向实践道路的人，他将《韩非子》一书用作帮助嬴政完成统一大业的思想武器。如果说道家对人类文化表现了怀疑、悲观乃至对立的情绪，意欲回归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从保守的方面否定了文化，法家私学则轻视文化传统，采取割断历史的做法，从激进的方面否定文化。法家在战国末期至秦统一期间达到鼎盛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产生和发展，冲破了“学在官府”的旧传统，使学校从朝堂下移到民间，教育对象由贵族扩大到平民，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普及。私人办学和讲学成为一种传统，对汉唐时期民间的识字启蒙教育和经学专门教育，尤其是对唐宋兴起的书院教育，都有深刻影响。而依托私学所开展的思想探讨，产生了主张和风格各异的教育学说，如以强调人文精神、群体意识、道德理性为特征的儒家学说，以强调平等理想、经验主义、克己利人为特征的墨家学说，以强调自然主义、怀疑精神、个人意志为特征的道家学说，以强调统一意志、现实导向、利益趋动为特征的法家学说，为后世思想发展提供了资料、话语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