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理论视角看，集聚力的来源可归因于运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包含空间成本和时间成本）的节省、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正的外部性等方面。

英国经济学家A.马歇尔在他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对工业集中于特定狭小范围的原因概括为：地方性工业的利益、祖传的技能、辅助行业的发展、高度专门机械的使用、专门技能在本地有市场。他还专门讨论了交通工具的改良对于工业的地理分布的影响，如何导致特殊的工业集中在特殊的地方。更广为人知的是他关注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并进行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区分。

德国经济学家J.H.von杜能于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提出的农业区位论实际上更早探究了集聚力，并且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是集聚经济科学、空间经济学最早的源头。

德国经济学家A.韦伯是研究集聚力的另一位先驱，他创建的工业区位论（1909年出版《工业区位论）关于最优工业区位的求解归纳了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和集聚因素（与集聚因素相对的是分散因素）3个方面。他认为集聚和分散因素产生于生产的社会性质，通过技术设备、劳动组织等大规模生产产生优势的集聚因素与特定工业的性质有关，而分散因素则可归结为伴随工业集聚而产生的地租的不可避免的增长。韦伯在语言表达上明确提出了集聚因素和集聚经济。

德国地理学家W.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1933年出版《德国南部的中心地》），论证自由竞争的结果会导致不同等级的中心地产生并形成体系，中心地等级体系在空间上呈现为一系列嵌套的正六边形。克里斯泰勒提出要有效地组织生产和流通就应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并立足于多级市场区的区域市场结构，优越的区域结构会对产业（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一切非农产业）产生强有力的集聚效应。中心地理论为人们理解集聚力提供了很多启迪。

德国经济学家A.廖什在杜能、韦伯、克里斯泰勒等人的研究基础上，于1939年出版《经济空间秩序》一书，建立了具有动态特征的区位理论，被称为市场区位论。在“市场区”概念基础上，廖什又提出了“经济区”概念，特别重要的是在讨论经济区形成时提出了“集聚力”和“分散力”的概念雏形并涉及力量及其来源。廖什的市场区位论与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很相似，有着正六边形的空间结构最理想的相同结论，并且论证更严谨，且有一般均衡和动态特征，在分析过程中使“集聚力”概念呼之欲出。

美国经济学家W.艾萨德把杜能、韦伯、克里斯泰勒、廖什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成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即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与厂商所做出的其他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他对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权衡为美国经济学家P.R.克鲁格曼开创新经济地理学提供了思想来源，其中蕴含着对集聚力甚至产业集聚机制的深刻理解。他对“集聚经济”及它的对立面——“反集聚经济”（集聚不经济）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明确提出：如果对起作用的集聚力和反集聚力缺乏充分的理解，就不能了解城市和区域的发展。他认为这些力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巨大的都市会存在并长盛不衰，但一些力量也导致工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集中和分散或扩散。从艾萨德开始，区位理论从古典走向现代，同时，欧美英语国家学术界的城市经济、区域经济、空间经济、经济地理等学科，甚至规划、管理等领域的一大批学者对经济活动空间集中的力量展开了全面、深入而又多样化的研究，“集聚力”这个术语（以及对应的“分散力”）也被广泛使用，以致很难确定谁是真正明确使用它的第一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为代表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把对集聚力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高潮迭起，使人们对集聚力（同时对分散力）来源的认识空前深化。从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开始，一系列新经济地理学（也称地理经济学）模型使用主流的建模和一般均衡方法，对集聚力产生的微观机理或机制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在各个具体模型中，集聚力和分散力都体现在相应的变量或公式上，具有“水晶”般清晰的特征，高度严谨，突破了昔日“集聚经济导致集聚”从而导致集聚力、集聚机理或机制模糊不清的“暗箱”式循环论证，透彻地解释了集聚的微观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据这些模型的揭示，人们一方面可以通过变量或公式深入地理解集聚力，理解集聚的机理、机制和效应，另一方面又能加深对它们的直观经济学内涵或意义的理解。

根据核心-边缘模型，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中普遍存在3种效应：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这3种效应产生两种性质相反的作用力：集聚力和分散力。前两种效应产生集聚力。“市场接近效应”促使工业企业向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集中，这种效应产生的力量就是集聚力。“生活成本效应”促使消费者或者说劳动力（劳动力同时也是消费者）向企业数量较多的区域（也就是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集中，这种效应产生的力量也是集聚力。总之，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分别产生吸引生产者和消费者向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集中的集聚力，它们的作用实际上是叠加在一起的，共同构成对经济主体的吸引，并且集聚力倾向于自我增强，因为市场规模越大越吸引生产者，不但规模经济越大，而且运输成本越节省，同时也意味着产品在本区域的市场价格相对越便宜，越吸引消费者，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正反馈效应，也可用瑞典经济学家K.G.缪尔达尔^[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提出的循环因果或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概括。

核心-边缘模型对集聚力来源的考虑是相当少的。克鲁格曼指出：很久以前A.马歇尔^[注]就提出了工业区位的3个主要因素，用现在的术语来讲就是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专业化技能的厚实市场、技术溢出；新经济地理学只是考虑了这些因素当中的一个，而且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最不重要的一个，只是比其他因素更容易模型化。以核心-边缘模型为基础，后续模型考虑更多现实因素刻画了与市场接近效应类似的其他效应，如投入产出关联效应、知识关联效应等。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也基于传统理论吸收新经济地理学进一步总结城市集聚、经济集聚的微观基础，如2004年美国经济学家G.迪朗东^[注]和西班牙经济学家D.普加^[注]对城市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总结了3种效应或机制：共享效应、匹配效应和学习效应。城市规划学界、管理学界等也有相关研究提供了对集聚力来源的重要认知，例如美国记者、城市活动家J.雅各布斯^[注]强调不同行业的多样性可从创新方面为城市提供重要的集聚力，美国经济学家M.E.波特^[注]关于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理论也独树一帜。这些使人们对集聚力的来源和作用过程等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化。

新经济地理学对空间经济现象的解释强调集聚力与分散力的相互作用及其达成的均衡，因此，经济空间中的集聚力并非总是居于主导地位，虽然很多时候似乎如此。如果只有越来越强的集聚力存在，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岂不是将全部集中到一个点，或者形成唯一一个超级巨大的城市。这种结果没有出现的原因或相关解释已经蕴含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体系，概括起来至少有：①人口的生存有赖于农业生产提供的农产品，而农业生产依赖于分散分布的土地。②生产的集聚规模受制于技术进步水平和市场规模。③人口或消费的集聚规模受制于建筑、交通技术进步。④集聚中心（核心区）的产品输出受制于运输和贸易成本。⑤集聚中心获得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源性的）和农产品（特别是易腐的）供给受制于运输和贸易成本。⑥承载或体现技术和制度进步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或积累受制于资源的稀缺，这限制技术和制度进步充分发挥其促进集聚的作用。⑦劳动力或人口的迁移受制于信息搜寻成本（信息不完全、不对称）、迁移成本和有关心理因素。⑧集聚会受到它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或不经济（如过度集聚后的拥挤、污染加重和成本上升等）、企业间的竞争等的阻碍。由上，集聚力和分散力应当同时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