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一词的宗教含义源于《圣经》，意为传告基督降生的佳音，表示其“救世”的全过程。宗教改革之时，新教对“福音”和“救世”做出了全新的解释，认为信徒的救赎完全是个人行为，不必经由教会的干预。这种新教解释随着移民浪潮被带到新大陆。19世纪后半期，基督教中部分倾向于自由主义神学的人士提出自己的神学主张，他们认为，只讲个人得救的福音是不够的，还需传播改造社会的福音。1886年，公理会牧师C.O.布朗受到H.乔治《进步与贫困》一书的启发，首次提出“社会福音”一词，并主张将其用于解决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据此，在美国上下开展了一场具有社会改革性质的宗教启蒙运动，当时称为“社会基督教”或“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20世纪以后，“社会福音”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故而这场改革运动后来被冠以“社会福音运动”的名称。

社会福音运动坚持“教会的社会信条”，认为“罪恶的社会是产生深重罪恶的根源”，解救办法是以建设“上帝王国”的途径来拯救个人及改造社会，因此教徒应成为社会改革者。

社会福音运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它的兴起是基督教适应工业化社会的产物。19世纪最后30年间，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贫民窟、酗酒、卖淫、血汗工厂、童工女工、种族等社会问题。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压力下，原本主张“个人救赎”、不应干预社会的各派宗教面临信仰危机。1870～1890年是美国新教社会意识觉醒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牧师开始用基督教的标准来衡量当时充满竞争和剥削的社会，提出新的宗教哲学——“社会福音”。这一思想在强调个人救赎的同时，更加强调社会救赎，试图将基督教中社会正义的“启示”用于社会改革。

公理会牧师、多产作家W.格拉登是该运动的先驱，他于1876年出版的著作《劳动人民和他们的雇主》被认为是早期社会福音运动的宣言。他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经济自由放任的观点，反对个人主义的宗教崇拜，主张将基督教和社会经济环境联系起来，致力于“社会拯救”，实现“上帝王国”。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谴责竞争，倡导雇主和雇员间建立一种“工业伙伴关系”，并呼吁釆取行动帮助穷人。他支持种族平等，反对种族隔离，并帮助成立了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他的影响下，19世纪80年代起，一些福音派教士走出教会大门，建立了各种慈善机构，开办了神学讨论班，开设社会基督教和社会伦理学课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880年由英国传入的“救世军”组织（1878年由英国卫理公会牧师W.布思在伦敦首创），其宗旨是帮助城市贫民，创办医院和贫民救济所，组织儿童俱乐部，建立各种社会救济机构，创建学校，并发展青年组织。

90年代起，社会福音理论继续发展，W.劳申布施则是运动中最有影响的神学家，被认为是社会福音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于19世纪90年代出任罗彻斯特神学院教会史教授，1907年发表著作《基督教和社会危机》。他基于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阐述了教会在促进社会正义方面的责任，提出了一个基督教的经济秩序，即以合作、集体主义和民主来代替竞争法则，实现一种介于“冷酷的竞争制度下的个人主义与危险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仁慈的、温情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正义是“通向基督教化社会秩序的基本台阶”，如果满足了穷人的物质需求，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就会在精神和道德上改变他们。他同时说服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公民，让他们相信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他们的“基督教实践”来解决。

W.劳申布施

19世纪90年代后，该运动逐渐进入有组织的阶段，在此后的20年达到高潮。社会福音运动的支持者逐渐形成独立的“社会工作者”阶层，成为一支有影响的社会力量。这些人绝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年轻而有理想，通常受雇于慈善组织或社区福利机构，以英国伦敦的汤因比会堂为榜样创建帮助穷人的公共会堂。到世纪之交，类似80年代建立的“邻居互助会”和赫尔事务所的公共组织超过了100个，到1910年则多达400余个。创立于19世纪50年代的基督教青年会，到20世纪后发展为全国性改良主义的社会活动组织。1908年，拥有1700万信徒的33个新教福音团体宣布成立联邦基督教协进会，标志着社会福音运动消弭了教派间的分歧，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社会福音运动逐渐失去号召力和影响力。

从宗教意义上说，社会福音运动是一种基督教进步主义，是对基督教自16世纪改革以来形成的基本教义的扬弃，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它试图摆脱保守的个人主义伦理而开始关注社会伦理，探讨基督教福音的社会意义，“努力建立人人享有社会公正的上帝王国”，被认为是“美国对世界基督教最杰出的贡献”。社会福音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界也曾有一定影响，吴耀宗、赵紫宸、吴雷川等宗教界人士都曾受到过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

从社会意义上讲，它旨在以宗教伦理改造工业社会，建立一个公正社会，影响深远。首先，社会福音运动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充分挑战，它揭露美国社会的弊端，渴求人类团结，是对传统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修正。另外，社会福音运动为进步运动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了后世进行更为广泛的社会改革的进步运动，许多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导者也成为进步运动的先锋。同时，社会福音运动关于社会改革的诉求以及对于种族不平等制度和现象的非议和批判，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L.B.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改革运动和马丁·路德·金的反抗种族隔离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