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是指纵贯今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区，这里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两河流域中下游缺乏良好的木材和石材，人们用黏土和芦苇造房屋。公元前4000年起，人们大量使用土坯，建造了许多观象台。后来又学会了造砖，并用砖来建造规模较大的公共建筑。为了保护土坯墙免受暴雨侵蚀，创造了以面砖与彩色琉璃砖来保护并装饰墙面的技术和构造措施，进而形成当地的艺术特色与传统，对以后的建筑饰面产生重大影响。

公元前4世纪，一些重要建筑物的重要部分，趁土坯还潮软的时候，揳进长约12厘米的圆锥形陶钉，以增加砌体的强度。陶钉密密挨在一起，底面形同镶嵌层，将底面涂上红、白、黑三种颜色，组成装饰性图案。起初，图案是编织纹样，模仿日常使用的苇席。后来，陶钉底面做成多种式样，有花朵形的，有动物形的，摆脱了模仿，有了适合于自己工艺的特色。

两河流域盛产石油，公元前3000年之后，当地多用沥青保护墙面，比陶钉更便于施工，更能防潮，因此陶钉渐渐被淘汰。为了防护沥青免受烈日的暴晒，又在它外面贴各色的石片和贝壳。它们构成斑斓的装饰图案，把早先用陶钉作大面积彩色饰面的传统传承了下来。

因为土坯墙的下部最易损坏，所以多在这部位用砖或石垒，重要的建筑更以石板贴面，做成墙裙。于是，在墙的基脚部分或墙裙上作横幅的浮雕就成了这一地区古代建筑的又一个特色。浮雕或者刻在石板上，或者用特制的型砖砌成。因为型砖为模压生产，砖砌的浮雕多重复有限的几个母题。

公元前3世纪中叶，奥贝德（Tel-el-Obeid）的一座神庙中综合了各种装饰手法和题材：墙脚上等距离地砌着薄薄的凸出体，表面由陶钉的玫瑰形底面组成红、白、黑三色的图案。墙脚之上有一排小小的浅龛，龛里安置着木胎的、外包铜皮的雄牛像。浅龛之上有三道横装饰带，下面一道嵌着铜质的牛像，上面两道在沥青底子上用贝壳贴成牛、鸟、人物和神像等。门廊有一对木柱和一对石柱，木柱外包一层铜皮，石柱上镶着红玉石和贝壳。门口左右有一对狮子，木胎铜皮，眼珠用彩色石子镶嵌。这种装饰手法体现了两河下游居民在植被稀少、以灰黄为基调的自然环境中对鲜艳色彩的热烈偏好，这个传统历经几千年之久而未衰减。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两河下游在生产砖的过程中发明了琉璃。它的防水性能好，色泽美丽，又无须像石片和贝壳那样全靠在自然界采集，因此，逐渐成了这地区最重要的饰面材料，土坯墙的保护和建筑物的彩色饰面因为有了琉璃砖而大大提高，并且传播到上游地区和伊朗高原。

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建造起来的新巴比伦城，重要的建筑物上大量使用了琉璃砖贴面，以至横贯全城的仪典大道两侧色彩辉煌，非常华丽。琉璃装饰的水平已经很高，形成了整套的做法。

琉璃饰面上有浮雕，它们预先分成小片做在小块的琉璃砖上，在贴面时再拼合起来，题材大多是程式化的动物、植物或者其他花饰。大面积的底子是深蓝色的，浮雕是白色或金黄色的，轮廓分明，装饰性很强。

饰面的构图有两种，一种以整面墙为一幅画面，上下分几段处理，题材横向重复而上下各段不同。例如公元前6世纪的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王宫正殿里御座后面的墙，墙裙上是一列狮子，墙面正中是四根柱子，各自托着两层重叠的花卷，再上面是一列草花。另一种构图是在大块墙面上均匀地排列一两种动物形象，简单地不断重复，例如同时期的巴比伦的主要城门，伊什达（Ishtar）门的装饰。

少数题材反复使用，构图图案化，平面感很强，不作写实的背景，不表现空间等，完全符合土坯墙的结构逻辑，同时也满足琉璃砖大量模制的生产特点和小块拼镶的施工工艺。

从陶钉到琉璃砖，饰面的技术和艺术手法都产生于土坯墙的实际需要，符合饰面材料本身的制作和施工特点，反映建筑的结构构造逻辑。同时又富有艺术表现力，因而形成了当地很稳定的传统。

在建筑物上施加装饰，或者是为了美化生活，或者是要表达某一主题思想，但人们并不能主观上随心所欲地使某一种手法成为传统并长久流行，只有当这种手法适合于建筑物的和它本身的物质技术条件时才会有生命力，否则必然会在实践过程中被淘汰。历史上凡是纯正的建筑风格，它的装饰因素往往能同结构因素和构造因素相互结合，甚至为它们所必需，如两河下游的饰面技术既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