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章照相馆（简称鼎章）是中华民国时期天津规模最大、久负盛誉的照相馆，照相馆经营有道。因拍摄了黎元洪、孙中山等名人肖像而享誉业界，以拍摄人物肖像为长，也受委托拍摄新闻照片。

鼎章的前身是广东人黄国华创办于紫竹林的恒昌照相楼，成立于1875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恒昌照相楼暂时关闭，黄国华离津回乡。1901年，原恒昌照相楼技师、宁波人王子铭接手恒昌照相楼，改名为“鼎昌铭记”，继续经营。1909年，王子铭病故后，其子王祖宋接替。因年轻外行，不善经营，任意挥霍，导致业不抵债，于1911年停业。嗣后，鼎昌照相馆职工王润泉找到财东（投资人）郑良棠，由郑出资四百元，将鼎昌照相馆改为鼎章照相馆，于1912年农历新年正式开业。经理为王润泉，职工有李耀庭、张少山、殷国柱，营业额逐渐上升。

鼎章营业不到一个月，天津就发生了“壬子兵变”，财东郑良棠的生意受到冲击，无意继续经营鼎昌照相馆，王润泉遂征集新股东10人，共投资1200元。资金解决后，立即增添设备，改进技术，业务又逐渐上升，每月营业额达1600元。到1913年底，营业额每年达20000余元，职工也增至20余人。

北洋时期，大量清朝遗老遗少，下野的军阀、官僚、政客避居天津租界区，带动了天津经济、文化的繁荣，照相需求激增。1916年，鼎章股东们利用贷款，将所租用的店面和后院的房东住房以24000元全部买进，1917年，将一部分平房改建成二层楼，成立第二摄影室，1918年，将北房建为新式三层楼房，成立第三摄影室并全部安装暖气。1919年，鼎章照相馆各股东因分不到红利，将每股1000元降为700元，出让给经理王润泉及李耀庭二人，王润泉为7股（4900元）、李耀庭为5股（3500元），从此鼎章就由王、李二人合伙经营，王润泉为经理，李耀庭为副经理。1916～1928年，鼎章年营业额高达50000元，所获利润除分期归还购买房产借款外，还添置一部分新式照相器械，如美制转镜照相机、明信片反光快镜等，并将股票每股100元升值为1000元，鼎章一跃成为当时津门规模最大的照相馆。“自1929年～1930年，鼎章每年营业额高达八九万元之多，职工增到六七十人，鼎章业务达到了鼎盛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1月8日，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制造了一起武装暴乱事件，史称“天津事变”，各交通路口由日本兵把守，日租界的鼎章照相馆生意受到影响，于是，鼎章在法租界华中路新设分号，由李耀庭担任经理。一名叫秋尘的人，撰写了一篇《鼎章新馆开幕记》的小文，详细描写了鼎章新馆内部从第一层楼到第三层楼的陈列布置，一楼是玻璃橱中样照陈列；二楼为休息室、会议厅、化妆室；三楼为摄影室。成为鼎章照相馆分馆经理后，李耀庭又于1933年6月1日，在法租界天祥市场北门对面，“集合摄影专家多人，创办中国摄影公司”，此举引起了鼎章照相馆总馆经理王润泉的不满，两人产生分歧，后来经中间人调解，鼎章分馆归李耀庭所有，鼎章总馆及房产均归王润泉所有。李耀庭正式接手鼎章分号后，改名为中华照相馆，与其管理的法租界中国摄影公司，各自独立经营。

除了规模最大，鼎章能够名满津城，还有赖于名人效应，鼎章照相馆常为寓居或经过天津的各界名流拍照，这是最好的照相馆广告。比如，1918年冬天，从总统宝座下野在天津寓居的黎元洪，请鼎章照相馆的摄影师李耀庭来到家中，为他照了一张8寸半身像。不久，他又把李耀庭请来，为他照了一张12寸照片。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曹锟、吴佩孚力请黎元洪复任大总统，黎元洪临行前，嘱咐将这张照片加洗500张（合650元），后来一共加洗了十多次。1924年底，孙中山应邀赴京商议国事，抵达天津下榻张园之际，李耀亭曾为孙中山拍了一张在汽车旁的全身像，这张照片也成了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孙中山逝世后，鼎章照相馆将这张珍贵的照片洗印了数千张，传遍全国。鼎章还拍摄了梅兰芳、周信芳等社会各界名流，由于“名人效应”，当时的中产家庭把拥有一幅拍摄于鼎章照相馆的照片作为一种时髦与荣耀。

此外，鼎章还把照相业务由室内拍照扩大到户外，如大中学校的毕业团体照、毕业生的半身照片、制铜版印成同学录等业务都十分繁忙。另外，鼎章照相馆的摄影师还走出照相馆，拍摄了大量新闻时事照片，如黎元洪南苑阅兵盛典、华北五省运动会等等。1917年天津发生了水灾，鼎章照相馆拍摄了《天津水灾纪念全图》。从当时天津《北洋画报》《益世报》《天津商报图画周刊》上，不时会看到鼎章照相馆拍摄的新闻照片，如《天津游泳比赛会上之五十米决赛》（《北洋画报》1930年8月21日）、《福特飞机到津之情形》（《益世报》1930年10月22日）、《华北球类比赛之天津代表队》（《北洋画报》1931年3月24日）、《梅兰芳剧团一部人员廿六日抵津在中和栈前留影》（《天津商报图画周刊》1930 第1卷第4期）等。天津《中华画报》2卷103期评论说：“每一会场，无不见鼎章号中人奔走拍摄于其间。照得准、洗得快，以倪汝福、倪焕章为新闻片中之最努力者，其认识新闻，有时竟胜于各报摄影记者。”

1942年，王润泉因病在家休养，其子代为经营，因业务不熟悉连年亏损。1950年王润泉病故。鼎章照相馆由于资不抵债，最终停业。后来在天津市民的呼声中，1955年重新开张，成为当时天津唯一的国营照相馆。“文化大革命”时期，“鼎章”一度改名为“东方红”，1972年又恢复“鼎章”字号。南市改造时，鼎章照相馆的经营受到影响，原来位于和平路24号的店面被拆，迁至和平路50号3楼，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迁，鼎章照相馆逐渐淡出现代人的生活。

而李耀庭的中国摄影公司，在1944年底，因近邻失火被波及而焚毁。1945年1月，李耀庭遂将中华照相馆改名为中国照相馆。1956年夏天，中国照相馆实行公私合营，1958年李耀庭调离中国照相馆，先后在东风、真如两个照相馆任经理，直到1962年退休。

鼎章照相馆的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商誉卓著，百余年的辉煌可谓见证了天津照相行业的发展历程，留下几代人的回忆，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