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洛阳人。十四五岁时，与其兄程颢同受学于周敦颐。年十八（皇佑二年）即上书阙下，建议仁宗“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年二十余游太学时，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程颐之文，大惊，处以学职。嘉祐四年（1059）廷试报罢，遂弃科举。屡被吕公著等人举荐而不出仕。哲宗即位，因司马光等人荐举，官至崇政殿说书，提出“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的主张。晚年因涉党争被贬涪陵，崇宁二年（1103）“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正公。淳祐元年（1241）封伊阳伯，从祀孔庙。程颐与其兄程颢长年居洛阳讲学，与司马光、邵雍、张载等相往来议论，二程学问又被称为“洛学”。程颐的代表作包括《颜子所好何学论》《与吕大临论中书》《答杨时论西铭书》《伊川易传》等。后人将二程的著述包括《河南程氏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等，合编为《二程全书》，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二程集》。

二程以“天理”为最高的哲学范畴。程颐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和确定性的根据，“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如果随事随物都能够以理照察，就能够“物各付物”，天人物理都得到了恰当的安顿。在道和阴阳的关系上，程颐提出“所以阴阳者道”，以形而上下分判道和阴阳，认为“道”是阴阳运动的原理、根据。在人性论上，程颐提出“性即理”，认为人性是天所赋之理，本无不善。“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恶是气习物欲引诱、败坏人的本性的结果。在心性关系上，就其本源而论，心与性都以天道、天理为根源，“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但从现实层面上论，心有善和不善的分别，不能全合乎道，所以要用为善去恶的修养功夫。他主张“去人欲，存天理”，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观点，对后世社会伦理观念影响极大。

程颐以“公”言“仁”。“仁道难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为仁”，即公心持守而去其私意，便接近于“仁”了。在功夫论上，程颐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在答弟子苏季明问中，程颐提出：“若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这是明确划分了“未发”和“已发”两种时段功夫方法的不同，于“未发”之时只能用“存养”，也就是“涵养”的功夫，此时应当精神收敛凝聚，也就是“敬”。“已发”之时则应该以理观照，随事省察，此亦称为“致知”，也可说是“格物穷理”。“涵养”要用“敬”的功夫，但“敬”的功夫却贯穿动静，并不限于涵养之时。程颐用“主一无适”解释“敬”，用功之时心不走作就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