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最早将野猪驯养为家猪的国家之一。中国养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西安半坡、河南新郑裴李岗、浙江余姚河姆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距今六七千年前家猪的骨骼，而在广西桂林甄皮岩墓葬中出土的家猪的猪牙和颌骨，距今已9000余年。

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先秦时期的商、周时代已有猪的舍饲。之后，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对不同类型猪加以区分的要求。商、周时代养猪技术上的一大创造是发明了阉猪术。汉代，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积肥成为养猪的一个重要目的，促进了舍饲养殖模式的兴起。西汉以后，为了积肥的需要，设计建造了各种形式的猪圈，有独立式的、与厕所相连的和与住房或作坊相连的，样式各异。魏晋南北朝时期，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逐渐代替了之前以放牧为主的饲养方式。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其名著《齐民要术》中总结了当时的养猪经验。

隋、唐时期，养猪成为农民增加收益的一种重要手段。唐《朝野佥载》中记载，洪州（今南昌）“有人畜猪以致富，因号猪为乌金”。宋、元时期，养猪业仍有所发展。宋代，伴随印刷术出现的众多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养猪的记载。《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农村养猪户进都城开封卖猪，“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可以看出当时养猪业及城乡贸易的盛况。元代以后，也重视农牧业发展。《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摄要》中都有关于养猪经验的内容。据《王祯农书》记载，江南多湖泊地区已用滋生很快的萍藻一类水生植物来喂猪，“江南水地多湖泊，取萍藻及近水诸物，可以饲之”。北方陆地可用马齿苋、薯、芋以及菜叶等喂猪，提倡因地制宜，广辟饲料来源。

明代，养猪业又有较大发展。科学家徐光启《农政全书·牧养》中记载：“猪多，总设一大圈，细分为小圈，每小圈只容一猪，使不得闹转，则易长也。”长期的精细饲养，加上不断总结提高，培育品种日益增多。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描述了当时各地猪种的形态，特别对产于岭南的广东猪种给予了极高评价。这种华南猪骨骼细致、早熟易肥、肉质嫩美、繁殖力高、抗病力强、耐粗好养，很早就扬名海外。曾被罗马帝国引进，用于改良当地猪种晚熟、肉质差的缺点，育成了罗马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赞道：“中国猪在改进欧洲品种中，具有高度的价值。”

清代，养猪技术进一步提高。全国各府、州、县的方志中，大都把猪列为“物产”之一，对一些特产名贵猪种，记载尤详。如同治四年（1865）的《荣昌县志》中，即把荣昌猪列为特产。这一时期对于边远地区的猪种资源，如西藏猪和滇西琵琶猪等也有记述。1770～1780年，中国猪（广东猪种）被引入英国，与当地（约克夏郡和巴克夏郡）土猪进行杂交，育成了世界闻名的大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1816～1817年又被引入美国，与当地猪交配而育成了波中猪和彻斯特白猪。在养猪技术方面，乾隆年间张宗法著《三农纪》和杨屾著《豳风广义》中的养猪部分，在选种、饲养、疾病防治等方面，都比前代著作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专门讲述猪病治疗方法的《猪经大全》，共收录了50种猪病的病状和处方并附插图说明。此外，清末陈梅坡还曾吸收外国养猪经验编译成《养猪法》一书。

近代，西学东渐，西方实验科学传入中国，也引进了先进的养猪技术，利用国外的优良猪种改良本地猪。从20世纪初开始，曾引进巴克夏和波中猪等优良猪种，与中国北方猪种杂交而育成的新金猪和定县猪等，具有肉质好、产量高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养猪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养猪存栏超过了亿头。此后，生猪产量持续提高。截至2017年，生猪存栏量达到4.33亿头，出栏6.88亿头，猪肉总产5340万吨，均居世界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