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词汇学注重分类——历时的词义变异的分类（扩大与缩小、褒义与贬义、抽象与具体、本义与转义等）和共时的功能的分类。现代词汇学着重理论模式的建立，力求把前期词汇学已有的分类放在符号与公式的基础上，提高它的精密性和可验证性，同时也探索前期未曾探索的领域，例如不同语言里词汇的共性成分。下面分五部分说明。

19世纪西方语言学把“词”定义为语言的最小单位；词组成词组，词组组成句子；词是句子的重音所在，又是词的屈折变化的基础；这是这一定义的根据。20世纪初期，素的观念逐渐成熟，于是有了小于词的“词素”，但是对于词的定义，并没有较好地解决。现代词汇学倾向于用分解的办法给词下定义，即“词”是形态的、句法的、语义的具体特征的结合。承认词的三个因素，各用不同的符号代表，可以较为简便地说出词的派生和词类转换等现象并写出支配规则。

词义可分为概念意义、联想意义和社会意义。

现代词汇学采取基本范畴分析法，即选定若干范畴为标志，相联的概念都按此定义。例如关于“人”这一大范畴，以“人类的”“成年的”“男性的”三项为标志，外加正号（＋）、负号（－）、零号（0）做区别。

“妇女”一词，可以联想“持家”“养育儿女”“温柔”等，某一种文化会加上“脆弱”，另一种文化会加上“一族之主”等。对于“联想性的意义”，现代词汇学的贡献只是在区别它和概念性意义的不同，即：概念意义以逻辑为根据，不因文化不同而不同，义项固定，属于封闭系统；联想意义以经验为根据，因文化不同而不同，义项变异，属于开放系统。

这是现代词汇学与前期词汇学最为不同，也是最能体现它的现代性的地方。前期词汇学着重静态的（即词典的、固定的）词义分类，现代词汇学则强调动态的、社会的词义分析。社会性词义有下列变素：①地区方言与社会方言的变素。②不同职业的变素。③不同语域与语用的变素。④作家风格的变素。⑤作者的意图与不同读者的不同理解的变素。

诸变素中又存在交叉的关系，例如可以从一个作家的语言中研究地区方言或社会方言，又可以从社会方言角度研究不同作家的语言。

不同语言中存在着共性成分，这是长期以来哲学家从事研究的问题。宏观的共性成分是肯定的：凡属人类（也只有人类）都有语言，凡是语言都有语音和语法的体系，不管体系本身如何不同。但是，语音和语法是封闭系统，是有抽象的法则可循的，词汇是开放系统，抽象很不容易。但是语音中区别性特征的提出和语法中生成理论的设想都被认为是抓住了语言的某些共性成分。在这种对共性成分的热烈追求下，语言中亲属词的研究和基本颜色词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也受到现代词汇学的重视。

B.伯林（Brent Berlin，美国，1936～ ）与P.凯（Paul Kay，美国，1934～ ）在调查近100种语言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文化中的基本颜色词，包括白、黑、红、粉红、橘、棕、绿、蓝、紫等。

不同民族对于基本颜色词的使用差异很大，文化中颜色词的多少被认为是发展阶段的标志。这些颜色可能的组合在2000种以上，但实际发现的组合仅22类，可见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有其共同的地方。所有民族都有的颜色词构成共性集；只有其中一部分有交集的，构成准共性集。

关于语言中的亲属词，已经发现双亲、性别、婚姻这三个概念是共性成分，语言学家用这三个概念作为基本范畴，把直系亲属词表达如下：

父亲  ＋  男性  →  父

母亲  －  男性  →  母

儿子  ＋  男性  ←  父母

女儿  －  男性  ←  父母（顺向箭头表示“生父和生母”，逆向箭头表示“父母所生”。）

祖父  ＋  男性  →  父母  →  父母（两个顺向箭头表示父母的父母。）

孙子  ＋  男性  ←  父母  ←父母（两个逆向箭头表示前一代父母所生的父母所生。）

不同语言中共性成分是存在的，但要建立共性成分，必须做大量的调查，而调查所得的结果往往是纷繁庞杂的，这就有赖于哲学的分析。因此，到现在为止，词汇的共性成分和语音、语法的共性成分一样，还仅是一种假设，不能说是定论。

除颜色词和亲属词的共性成分研究外，还有植物分类术语的研究。

现代词汇学受生成语法的影响，力求找出词的变化的规则，并把这些规则用符号写成公式。这样的公式比文字说明要清楚，概括性也强。

①词的派生，写法如下：

M1→M2　M＝形态，加词尾以后，形态从M1变成M2（例如名词加词尾）。

S1→S2　S＝句法关系，例如名词加词缀以后变形容词，S1→S2。

R1→R2　R＝语义，由于上述变化，词义有相应的变化，R1→R2。

②词的转换，写法如下：

M1→M1　转换指词类变而形态不变，M1→M1。

S1→S2　S1→S2反映词类的转换，例如动词转为名词。

R1→R2　动词转为名词，词义有相应的变化，R1→R2。

③词义的转变，写法如下：

M1→M1　形态不变，M1→M1。

S1→S1　词类也不变，只是可数名词转为不可数名词，仍写为S1→S1。

R1→R2　可数名词转为不可数名词，引起词义的相应变化。

④中所用的符号是不完善的。一个名词从可数转为不可数，终究是一种变化。这一变化没有在公式里反映出来。

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系动词，可以写成：

不及物动词　NP+V

及物动词　　NP+V+NP

系动词　　　NP(+V)+NP

动词的组配（通常所谓搭配）能力，可以用“价”来表示。“价”原是化学术语，指一个原子和可结合的其他原子的数目，借来指一个动词可以支配多少个句子成分。如：

他在唱。（有支配主语，称1价动词）

他在唱一支西班牙歌曲。（有支配主语和直接宾语，称2价动词）

他为来宾唱一支西班牙歌曲。（有支配主语和间接宾语与直接宾语，称3价动词）

一种语言的词可以多达几十万，要做实证主义的结构描写显然是不可能的。比较可行的是提出一种研究模式去进行结构描写。F.de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瑞士，1857～1913）和J.特里尔（Jost Trier，德国，1894～1970）都曾提出不同的模式（两种模式都经后人增益）。索绪尔的词汇模式分横组合与纵聚合两个方面，横组合指句子里的词的线性系列，纵聚合指一组功能相同（因而可以互相替代）的词里面哪个词在句子里最为恰当。前者考虑词的句法功能，是如何造成合乎语法的句子的问题；后者考虑词的修辞功能，是如何使表达充分的问题。显然，纵聚合与词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

特里尔认为，既然不可能考查整个词汇，不如选择一定的词义场（由一组具有丰富文化内涵而意义相联的词构成）来做考查。其次，在历史上可以选定不同的时间，比较同一词义场所发生的变化。

对比a、b、c三个词构成的词义场在第一历史时间t1与第二历史时间t2，会有几种可能的发现：

①没有变化：t1 a、b、c→t2 a、b、c

②某个词受到代替：t1 a、b、c→t2 a、b、d

③某个词的词义扩大：t1 a、b、c→t2 a、bb、c

④加入了某个新词：t1 a、b、c→t2 a、b、c、d

关于词义场，实际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特里尔本人的研究取材于13世纪中古高地德语，普遍意义不大。但是，词义场仍然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理论模式。它的用处是：①把研究限制在可以进行工作的范围内。②写成公式的研究结果易于和前人的研究所得进行比较。